少了雌性陪伴的雄性 是种致命的值得哭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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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雌性陪伴的雄性是种致命的值得哭喊的缺陷　作家回忆下放时代的**”：谈到女人就会起反应
　　
　　（摘自《西湖杂志》，原标题为《那个时代我们的性》）作者：黄惟群
　　
　　1
　　
　　上了南京往北的慢车，感觉完全变了。满目破衣破衫、黑袄中漏出的发灰的棉花絮、破了的大包小包、还有大筐小筐、扁担加八斗，一片凌乱。北上慢车的车厢里永远有股特别味道，那是口水的味道，孩子尿的味道，烟草的味道，陈旧的劣质油漆的味道，以及所有这些味道和口臭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过了长江是安徽。安徽的记忆是灰色的，凉嗖嗖的压抑的灰。空空荡荡的深衬衫褐色的贫瘠土地上，一溜溜凸起的深褐色的泥屋，还有就是一撮撮被风拉扯着的绝望而顽强的枯草。
　　
　　车轮压着钢轨“咯噔、咯噔”地响。没完没了。
　　
　　至今怕一人上路，尤其不能想象一个人上路。想象中的一人上路比实际的更孤独、更可怕。一个暖烘烘的世界一下冷了，陌生了，荒凉了，周围没一个可以讲话的人，世界的距离远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远了，心变得空旷，空旷得郁闷、发慌。
　　
　　我这人有个特点，不管何时、何地、何种心情，任何有人的地方，眼睛最先看到的必定是女人；有女人的地方的女人如果是复数，是女人们，那么，我看见的必定是其中最漂亮的，哪怕女人们再多，照样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在最短时间内看到其中最漂亮的。我的眼睛看得到的永远是女人，女人中看到的永远是最漂亮的。我有这方面的绝对天赋。我对女人、尤其是对漂亮女人的敏感、兴趣和绝对高级的审美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我的眼睛为女人而生，是上帝为了珍惜女人的漂亮而精心安排、精心打造的。不管是好是坏是喜是忧是幸运还是悲哀，总之，上帝的这一安排打造落到了我头上。
　　
　　我和她最先的接触是眼神的接触，就是那种躲躲藏藏遮遮掩掩努力约束管制自己的眼神。这眼神中释放的是明白人一看就懂的欲盖弥彰的强烈兴趣。也许因为是在一辆往北开的慢车上，这眼神中还多了一些掩隐于荒芜中的探问和求救的成分。
　　
　　我对自己年轻时的记忆是分分钟想和女人搭腔却从来没有搭成过一次腔。面对任何一个我想搭腔的女人，最终结局总是口腔紧张得像被胶水牢牢粘住一样。奇怪的是，这次等待了二十几年才真实出现、应该成为经典回忆的搭腔过程，我记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我记不得我和她是怎么开始说话的，具体说了什么。也许只是因为我当时太兴奋太紧张、兴奋紧张得有点过了头。
　　
　　现在，我的眼前出现的，是我和她面对面趴在列车靠椅间的小茶几上的剪影，是两个上半身的剪影。这两个往前略倾的上半身的身影，显示的是两个彼此都有的迎上去的意愿。这应该错不了。她留一头短发，下摆往里卷，天然的，项颈处蓬松着一根根细细的朦朦胧胧的绒毛。
　　
　　我一向喜欢女人项颈处细细的、蓬松的发丝，淡淡的黑，看上去轻柔、细致，弥漫出一种可被冥想可被回味的美。这种美并不经意，甚至有些慵懒、散乱，却让人产生亲近的欲望，让人想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厥起发热的嘴唇左右微摆着“钻”进去，埋在里面，久久长长地醉上一阵，或浅浅地、晕乎乎地睡一觉。是享受。女人身上最可爱的就是那么一分轻柔细巧与朦胧。真正的女人味道。
　　
　　喜欢女人的不一定是好男人，但好男人一定喜欢女人。我一向认为，女人身上那份让人留恋忘返的温暖柔和，是男人必不可少的心情乃至性格补充;一向认为，满脸胡子抗着烈日从沙漠这头走到那头的顶天立地的男人只能算男人但不能算好男人。好男人除了刚性还需柔性。好男人的心智是在与女人的精神肉体如胶似漆的融合中得以健全完整的。是女人让男人迷醉沉湎销魂的同时，悄悄地不知不觉地给人类带来宁静与和平，是女人使男人使整个人类逐步文雅起来文化起来逐步走向文明，是的，是女人。这世界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男人的幸福来自女人，女人的幸福来自男人。上天给我们打开的那张世界地图上，没有河流没有海洋，没有崇山也没有峻岭，有的只是一半男人一半女人，还有就是中间一个无底的死亡黑洞。上天无语，什么都没说。
　　
　　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在哪里插队、家在上海哪里、各自还发了几句对生活的感慨，说几句幼稚的认识和感慨。我当时有个拙劣习惯，只要有机会，为引起对方尤其是作为女人的对方的兴趣和一点可能的崇敬，总会想方设法让对方知道，自己会拉二胡吹笛子拨弄两下小提琴，还会写几句歪诗。这些“长处”在当时有一定吸引力，尽管从没一个我想吸引的女人因此被我吸引过。这些浅显的迫不及待的炫耀，回想起来汗毛都会竖起。记忆的保存原则总是不是最好就是最差。
　　
　　她没让我难堪，没让我感觉自己的稚嫩、拙劣、可笑。没这样的记忆。
　　
　　一上火车我就看见了她，其实，还没上火车只是准备上时，我超敏感的眼睛就已看见了她。她是漂亮的，确确实实漂亮。而且，她的漂亮是可以越看越漂亮的。有些女人的漂亮不能近看只能远看，有些则不能粗看只能细看，这谁都知道。可我这人有个不同他人的特点：对一个人产生厌恶感时，即使再漂亮的脸蛋我都能看出其中的不漂亮；而对一个人产生好感时，则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看出其中隐藏的漂亮及可爱。
　　
　　一个能把人越看越漂亮越看越可爱的人绝对是个错不了的人，因为他的审美目光中已注入了感情。能在目光中注入感情的人绝对错不了。这话是我总结了五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后说的。
　　
　　二十几岁时的一天，一个女人和我面对面坐着，轻声说话，嘴角露出淡淡的笑，不时扭头看窗外，又缓缓回过脸。她很少对我直视，目光始终存在于散在眼眶四周的余光中。但无论那目光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我知道自己是这目光的中心。那天前的所有记忆中，没一个女人和我靠得这么近、这么面对面地伏在一张小小的茶几上，像一对情人。我等待这种缠绵的黏乎乎的感觉已等得太久太久。
　　
　　即使今天，我仍然这样想：如果这世上所有诱人事物放在面前任由挑选，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女人。我愿意躺在喜欢的女人身边，将手永远停放在她温暖柔和的胸脯上。
　　
　　我看着她，不躲不闪。我几乎没正大光明、不躲不闪地看过一个想看的女人。越是好看越是想看，我就越是看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越是装得不想看。对于漂亮女人，我总是在快速发现后，迅速移开目光，表现出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我怕泄漏自己的真实内心，怕因克制而越发饥渴的直愣愣的目光被人发现、被人讨厌、被人认作下流。
　　
　　她长得有点像法国人。法国人的五官虽也奇峰突起万丈深渊，但他们的凹凸起伏间的过度相对缓和些。还有，法国人也是黑头发。她的缓和无疑比法国人的缓和更缓和，她的秀气恰恰微妙地藏在她的缓和中，在缓和的起伏中微妙地往外一丝丝地浮现。她的睫毛很长，天然蜷起；眼睛乌黑，灵光闪动，陷在有点凹的眼眶里。她的嘴唇是丰满的，不是典型的樱桃小嘴式的东方美；她那两片嘴唇的美是超时代的，是可以跨越时空征服现代人的。
　　
　　火车在飞驰。风吹得她飘乱的头发丝丝缕缕地贴在脸上。
　　
　　她展开手，伸出五指：“都长茧子了。”边说，边用另一手的中指怜爱地来回抚摸那几个略微突起的茧子。
　　
　　这样的茧子出现在男人手上根本不算茧子。但那是一只女人的手，一只年轻女人的手。任何年轻女人的手上都不该出现哪怕只是微微发黄微微突起的茧子。可尽管如此，她的手给我的感觉非常漂亮，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皮肤是白色的，但不是苍白；有透明感，但不是薄得要破的透明，宛如抹上一层淡淡月色；那手看上去极为柔软，每一指节都饱满匀称光洁，指节间的过度柔美得让人想捏、想亲、想含在嘴里。真想拉过这双手，用这双柔美得让人心疼的手抚摸我乌黑干燥的脸、抚摸我饥渴得几乎开裂的心。
　　
　　任何人都不会在我眼里读到我所想的。我是个善于伪装自己的老手，从小善于。即使今天已有几十年性爱经验的我，依然不能容忍自己做爱时穷凶极恶咬牙切齿风度全无的嘴脸。我至今依然想不通并且无法接受，性爱那种如此飘飘欲仙死而无撼的超强快感的表现形式，竟是如此丑陋、低贱、无羞无耻。
　　
　　火车越往北开我就越发不安。越往北开离我下车的小站就越近。下车，那就意味着所有诗意、所有暧昧全都将结束。一切纵然再美，都只能成为甜蜜而遗憾的回忆。
　　
　　不想让等了二十多年才出现的生命的本质渴望刚露倪端就又消失。
　　
　　我的大脑在剧烈运动，拼命想要挤出一个延长这段诗意这段暧昧的方法。
　　
　　请她一起下车？去我的生产队？我们已友好相处了四小时。二十里春风，二十里沉醉。搀着她的手。软绵绵的、瘫痪了的、漂亮的女人的手。说过了，女人最美的状态就是软绵绵的瘫痪状态。茅草泥屋里，干渴了二十多年的心，将在女性光柔温暖的肌肤中得以滋润，干渴了二十多年的身体，将在大口大口喘息的拥抱中使劲挤进女人软绵绵的瘫痪了的身体。二十几岁了，还没见过女人的裸体，我连“裸”字都念不好，总念成“棵”。一个二十四岁还没见过女人“棵”体的男人。一个天生喜欢女人的男人。一个被上天忽视遗忘的男人。那间茅草泥屋，即使不能结束我的生理童男，至少能够结束我的视觉童男，完成我对女人“棵体”的全部解密。
　　
　　可是，怎么开口？开口不意味着“阴谋”的暴露？
　　
　　我年轻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大脑的透明。我总想着有朝一日大脑变得透明了那该怎么办？那不什么都藏不住、什么都被人看得一清二楚？那将多出多少羞于见人的人？多出多少自杀的人？我一直知道自己脑中装有诸多见不得人、到死都不愿被人发现的思和想，特别是当时。
　　
　　我还想过和她一起去蚌埠。茅草泥屋中的想象毕竟不是我会做敢做的。我不是一个可以不计后果的人。我想过我们可以一起去蚌埠逛马路、看电影，甚至想过在电影院里那片给人以勇气的黑暗中，如何伸手去碰她的手。那手如果退了，我尽可装成不小心碰上的；如果不退，那就能够得寸进尺……
　　
　　只要是人，男女问题上，高不高明，个个都有酝酿筹划并且实行阴谋诡计的能力。可惜的是当时的我，阴谋诡计刚一进入大脑，就已被我自己打败，大脑还没变成透明，自己就已觉得自己下流、肮脏，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火车开了停停了开。我始终胡思乱想、想说却始终什么都没说。
　　
　　不说，一切可就全都过去了，那就白白送走一个机会，送走一个结束二十几岁男人最大悲哀的机会……然而，话已顶到喉咙，在喉咙口滑进滑出，只差最后一顶，可我就是没力量完成那最后的一顶。
　　
　　火车到站了，停了。
　　
　　晚了，再想说什么，也都已晚了。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得疲惫，胸口隐隐地痛，脸部的肌肉因过度紧张而缺血发麻。我僵着微微发抖的脸腮，向她道别。那一声再见说得不清不楚、不情不愿，但却别无选择。我心慌意乱地收拾起行李，提着扁担扛着大包背着小包下车，一副失魂落魄狼狈到了极点的失败者的形象。
　　
　　小站冷冷清清，没人。风哭泣着，呜呜地叫，落叶在寒风中打旋，时而卷上天。
　　
　　抬头望她。这是我最后一次望她。
　　
　　她正看着我。这是她四小时来第一次这样看我、这样对我直视。那一刻，她的目光显得格外的静、格外的深、格外的黑，一动不动地埋在微微陷下去的带有法国特征的眼眶里。
　　
　　我极力在那眼睛里搜寻一份和我一样的惘然失落，哪怕只是清清淡淡、只是一丝一缕，于我，无疑也是安慰，将是一种莫大的满足，那将在往后的那些荒凉日子中，成为我骄傲的记忆、温暖无数个孤独的难眠之晚…….可是，那凹下去的望着我的眼睛一动不动，黑黑的深邃无声无息地把什么都掩藏了，纵有千言万语，都被那份黑色的深邃掩藏了。
　　
　　火车启动了，慢慢加速，一寸寸，一尺尺，带着那份无言的黑色深邃，越离越远。
　　
　　看着火车，一直看到它消失，看到视线中又只留下一片冷嗖嗖的空空荡荡的安徽冬天的灰色。
　　
　　三十年来，我的眼前一直出现自己站在小站站台，守着一堆行李，目光出神发愣一动不动地望着那辆驶去的越来越小的火车。这是一个镜头，一个留在眼底一辈子抹不去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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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是在火车上遇到张天、吴地的。
　　
　　张天、吴地和我一个公社。他们比我们到得早，是当时各校各届赖在上海不走、后被街道强送乡下的。
　　
　　第一次见他们是下乡第一天。
　　
　　下火车，面对一片荒芜、绵延的黄土，我们一伙全晕了，胸口发闷，头脑发麻，有点不知往后如何活下去的味道。五月的风，厚厚沉沉，心，薄得像一层纸，像是随时都会被吹裂。去插队点的路上，途经公社驻地，接我们的农民把我们带进一家小饭馆。那餐馆是当时我们的可怜人生经验绝对联想不到是饭馆的饭馆。泥墙、泥地，坑坑洼洼，頂上芦叶垂荡，蜘蛛网密布。
　　
　　就在这里，看见了张天、吴地一伙。他们正袖管卷起，脚踏木板凳，脸涨得像猪肝一样，和一群牙屎厚得老玉米般的农民，声嘶力竭地叫着、喊着、划拳猜令。要不是他们主动上前搭话，怎么也不会认为他们也是知青，也是上海人。饭后，他们和我们同行，一路跌跌撞撞，嘴里还哼着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哥哥妹妹的小调。那个叫张天的，酒后发寒发困，竟裹着衣服躺在路边坟头上打个盹，好像身下睡的不是烂了骨头的死人。
　　
　　张天、吴地一伙几乎不干活，成天一起吹牛聊天，把香烟扔来扔去。没事就赌博，先打四十分，后打牌九。找不出事了，一帮人步行二十几里，“逃票”去明光、蚌埠、南京，说是调节精神。有时则坐几小时火车去南京，到那一个旱地溜冰场溜一二场冰，自己摔几跤，再看别人摔几跤，然后发几阵狂笑。上澡堂睡觉都不忘使坏：我叫“朱德进”，他叫“张德开”，有时还将“德”写成“得”，气得登记处的老头老太恨不得立马叫来警察。公社赶集半月一次，他们从没缺席时，大摇大摆走在街心，弯戴帽子斜叼香烟，一副无法无天的样，好像天下不是共产党打下的而是他们。
　　
　　一次赶集，张天嘴咬根“加长烟”，一支一只烟嘴加两支烟接成的加长烟，一边抽烟，一边将“第三只手”伸进一个农民的上衣袋。大概做这事也得几分专注，他的头因“忘情”一扭，竟将那支烟的烟头烫到了农民脸上。那农民被烫得捂脸“忽”地跳开，可就这，他只因那农民的突然跳离而略惊，而后，简直像调戏，一脸坏样，皮笑肉不笑地朝人挤挤眼，还帮他弹了弹落在肩上的烟灰，再然后，周围弟兄们的哈哈坏笑声中，依然刁着那烟昂首挺胸地扬长而去……
　　
　　公社街上有个女裁缝，白白净净，小小的个，原是城里人，皮肤细腻不粗糙，还有光泽，乳房很大，胀鼓鼓的。丈夫在县城工作，常不在家。张天吴地一帮，每次上街便涌去她那，光天化日下对她说一嘴明目张胆的调戏话，说到来劲时，还一次次趁没人注意，这手那手或快或慢地伸去摸那胀鼓鼓的奶。那裁缝则照样踩着缝纫机，喜欢不喜欢，回头不回头，不真不假地骂一二声，骂得他们的手越发的痒，越发频繁地伸过去。几次夜半，张天、吴地半夜外出回来，脚踮踮地去到裁缝家前，扒着窗洞往里望，看那王八丈夫在不在。确实不在，两人还“你去，你去”地推让一番，然后，一个前去敲门看能否溜进去，另一个则待他确实溜了进去，才调头仗义地独自夜路回队。
　　
　　什么“给贫下中农良好印象”、“争取上调”之类的，他们根本不理。回上海，袖管一卷，大手一挥，跷起的拇指往后一甩，说走就走；临到返乡，也能敞着衣襟晃着身体，那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像是受到重大邀请赶去和谁打群架。
　　
　　打架他们是好手，那次和蚌埠学生开战。对方仗着离家近，叫来一大帮人，可没用，他们扁担、镰刀都用上了，把蚌埠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一二个逃急了的，竟还跳进了河里。可就这，他们还不放过，跳下水去照样打，就差没把人打死。没架打时，他们自己和自己也打，打过了再好，好过了再打，谁也搞不清是真是假。
　　
　　火车上遇到张天吴地时，他俩一人身边一个女人。张天的头靠在他女人的肩上，吴地则和他的女人相互斜着身体，头抵着头。
　　
　　这是一幅画。这画至今回想起来对我仍是刺激。
　　
　　那年我二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渴求女人的分泌液是加倍的。可无论分泌液如何加倍，我对女人的所有想象全是空想。我没女人，一个都没有；我对女人一无所知。
　　
　　一次，回乡途中，和晓雄在南京一个旅游点。初春黄昏。凉意从林叶中斑驳洒落。我俩坐一条石阶上，有点累，有点倦。但突然，俩人的脑神经触电一样“忽”地醒来。不远处一幢房的墙上，我们看见“女厕所”三个字。就因这三个字，心轰的一下膨胀充血，顷刻间，有关女人的所有想象纷至沓来：轻盈、温柔、细巧、娇羞、起伏的线条与柔软……然而，就在这想象激动、膨胀、漫天飞舞的美妙时刻，我们看见无限诱惑的“女厕所”里，颤颤巍巍地走出一个满头乱发的老太太……老天太残酷了，竟用这种手段对我们脑中一点对女人的可怜想象进行残酷打击！
　　
　　吴地的女人并不漂亮。然而，不漂亮的女人还是女人。
　　
　　这女人完完全全是吴地勾搭来的。
　　
　　那天公社赶集，他们一伙脚颠颠地聚一起。远处田埂上走来一年轻女子，一看就是下放知青。就像一群公狗看见一只母狗。“唉唉唉，谁上？谁上？”他们一伙嚷囔起来。
　　
　　吴地不算太坏，充其量不过偷过几只农民的鸡，但在勾搭女人方面，绝对是好手。
　　
　　女的进街后便在小饭馆前停下，左望望，右望望。吴地走了过去。待到走近，只见他一腿直着，一腿踮着，踮着的腿不时还颠颠，身体往后微仰，头很有风度地略斜，右手掌不时还讲究地往外一翻一摆，不知在说什么，样子看来从容、放松，简直有点潇洒。那女的先是扭脸不看他，过过，扭着的脸侧过半个，过过，另半个也转了过来，再后来，便和吴地一起朝我们走来，开始，走得还有些扭捏，两手背后，身体扭两下，走着，那扭捏也不见了。
　　
　　就这么简单。一条母狗心甘情愿地被公狗勾搭上，并且心甘情愿地跟着公狗走了。当天晚上，她就去了吴地那儿。
　　
　　整整一礼拜，他俩一起关在黑洞洞的泥屋里，没开过门，饿了，吃点炒麦粉，渴了，喝点凉水。待到大门重启，里面出来时，看见的人都说，吴地连腿都软了，走起路来打飘。
　　
　　他们什么都干了，就差那事。女的挡着吴地说：“你想干什么、怎么干都行，就是不能有那事。”那时未婚女人是否处女不仅影响未来丈夫情绪，还影响上调，影响终身前程。吴地猪肝般发紫的脸答应了，可心却不答应，他忙坏了，一会儿爬上，一会儿爬下，正面，反面，翻来覆去，可就这，还是急得不行，解决不了内分泌膨胀，最终，黑暗中，他去灶边找出火柴，点亮煤油灯，提着那灯回来，让那女的张开双腿，将头和灯一起无羞无耻地凑近去……
　　
　　吴地提灯这一段，从此成了他们一伙绝对经典的笑料。
　　
　　再说张天。
　　
　　先给张天画张漫画。板刷头，每根头发一样长短，看得到发根。单眼皮，但单得不难看，有点像那个叫“师奶杀手”的电影演员。因习惯性动坏脑筋，两只眼睛总眯成两条细缝，经常还一只睁着一只闭着。张天的鼻子很挺，但不能侧面看，侧面看就能看出些鹰钩；绝对不是只难看的鼻子，但绝对是只有些鹰钩的鼻子。据说一只鹰钩鼻子就足以使人对它的主人小心提防。
　　
　　张天和吴地不同，他的女人是他中学同学。吴地的女人不漂亮，而张天的女人不仅漂亮而且是很漂亮，这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一个漂亮的绰号，叫“一枝花”。
　　
　　张天在上海就已出名，理由是打架、捣蛋，为他们一伙动各种各样坏脑筋，出各种各样坏主意。都说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话究竟是否有理难说，但喜欢张天这个坏男人的女人多，那可是确确实实的事情。不仅多，而且是很多。这家伙的坏脑筋只要稍稍一转，一双下流的手就能顺顺利利地伸进女人的衣服。女人们最多稍稍推却，一时气顶，重喘两口，很快也就几分晕眩几分醉，身体柔顺地迎合起他那双胆大包天的流氓的手。据说，张天最猖狂时，一边睡一个女人，两条腿还无法无天地跷在两个女人的身上。都是心甘情愿的，非常地心甘情愿。
　　
　　“一枝花”是张天的固定女人，那时叫“敲定”。据说“一枝花”喜欢张天除了他的坏，还有一个重大理由，就是他那家伙大。那家伙到底是大是小谁都没见过，见过见的也不是它“愤怒”时的模样。再说为何大了就让她喜欢，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想得通的生理卫生奥秘。
　　
　　“一枝花”确实漂亮。但这女人的漂亮只能远距离欣赏，近了，感情脆弱的没准被吓着。她两片性感的嘴唇随时都会突然改变曲线，恶狠狠地从中蹿出句最难听的下流话。她对下流话操练的流利程度，干脆利落得不打半点格愣。问她用什么“X”，她能不假思索地答道：用“擀面杖”、“洋伞柄”。
　　
　　“一枝花”插队在淮北，一年二三次来张天这。张天一屋住三男。那屋还是他们一伙的“总部”，通常六七个人挤三张床。每次一枝花来了，其他几个也不走，统统挤去另两张床，留一张给她和张天。房间不隔不拦，床与床间仅一层蚊帐一层夜晚的黑。夜深人静时，张天、一枝花那边一点风吹草动，这边一个个便拼命敲床拍墙壁，要死要活地大喊大叫：“轻点、轻点”、“忍不住啦，忍不住啦”。那里则嘻嘻一笑，偶然回一声：“他娘的”，骂声含笑音，有时也会大叫一句：“忍不住了？忍不住了那就顶被子！”不仅张天，“一枝花”也会这般叫。
　　
　　一大清晨，一年轻农民敲门。里面不开，外面继续不停地敲。久了，里面受不了了，于是，你叫我去开，我叫你去开。大冬天的，谁都不愿起床。“张天去。你不去谁去？！”“你小子舒服过了！”“不能什么快活都你一人沾……”推到后来，推不过的总是张天，只能起床，眯细惺松眼，光个膀，套上条裤子摇摇晃晃去开门。那天，门一开，外面的吓一跳，瞪大了眼直往他下半身瞅——迷糊间，张天套的竟是“一枝花”的花短裤。愣一阵，那敲门的年轻的，便“妈×”、“昆明论坛”地骂起来。
　　
　　无论如何，这帮坏料拥有女人这点，不能不让我们羡慕。
　　
　　我们一批是同校同年级同下放的。我们也常聚一起，通常在不需出工的下雨天。暗洞洞的泥屋，大家挤床上，那是个最适合谈女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谈女人其实根本算不上谈女人，只能算谈了个女字旁。但就这，已足够使不少人原形毕露。常常，我们中的一个会恶作剧地突然站起，大叫：“检查检查，看看谁硬了，谁硬了？！”其实个个都硬，但却个个都想显得从来不硬，最好证明自己天生阳痿。晓雄从小到大是大队长，三好学生，大大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卷，笑起来羞羞的，像女孩。可就这个他，最经不起考验，还没到女字旁就能硬。轮到“检查”，他总往后缩身，双手挡在裤前，边笑边躲，“谁硬了，谁硬了”地赖。可他一次都没赖掉过。怎么赖得掉？那个顶起的圆锥太大太明显。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游泳，这家伙刚开始脱衣，就能翘起来，脱完翘得更厉害，简直是怒发冲冠。跳下水去碰到了凉，该下垂了吧，却那家伙还能像根小棒槌，水中竖起，随着水的飘动左右晃悠，经久不衰。他的“下流”、“黄色”把柄一次次落在大家手里，一次次被大家拿出来抖擞，引得像是没内分泌膨胀问题的好汉们前俯后仰地哈哈大笑。
　　
　　火车上和张天吴地相遇时，我矜持地点了点头，他们只动了动眼皮，斜眼瞄了我一眼。他们最愿显露的就是那种把人看得一钱不值的表情。骨子里，他们对我们这伙确实不屑一顾。他们眼里，我们这伙统统是傻B，傻到不可救药。
　　
　　我当年的画像是这样的：浑身因太阳的照射而乌黑油亮；身上穿一件打有蓝补丁的灰色学生装，肩上经常扛根扁担。那时我们都在努力向贫下中农靠拢，努力使自己变得很像贫下中农。我至今遗憾没留一张当年身穿破衣、肩挑扁担、两头的箩筐里装满花生大豆老母鸡的照片。那才叫历史。
　　
　　那次和晓雄去淮北买麻油，为不耽误劳动，俩人一直干活到收工，才疾步二十多里去赶夜间火车。蚌埠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我们坐了一夜，坐得头颈酸痛，天没亮，又跳上列车往北。待到买好麻油坐车赶回，已经天黑，无法夜行。“小溪河”车站站台上，我俩钻进一块罩着货物的大油布里，睡在一袋袋晒干的玉米棒当中。四更天，寒气袭人，俩人被冻醒，浑身发抖，上下牙齿嗒嗒嗒地打架，不得不相互抱住对方，靠彼此的体温取一点暖。晨曦刚露，刚刚辨得清发白的路，两人便从油布罩中钻出，往二十几里地外的生产队赶，为的是赶回队去出那一天的早工……
　　
　　我最怕出早工。每天早工哨声响都会心惊肉跳。可每天都这样强迫自己不给自己一点借口，一次次咬紧牙关挣扎起身去出早工。
　　
　　许多事不能回头看。
　　
　　南京站到了。我们得在南京站转车。下站后，张天、吴地一人背一小包，一个挽住一个女人，一个被女人挽住，都没看我一眼，走了，
　　
　　我守着一大堆行李，目光追随他们而去。
　　
　　两对渐去的背影。很美的背影。
　　
　　从那时到现在到永远，我坚信：不管是人还是畜生，一个雄性的身边，只有配上一个雌性，才能产生美感；而一个少了雌性陪伴的雄性，不管于生命还是于艺术，都是种致命的值得哭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