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文学之灯

徽姑娘

  爸爸从镇上回来的时候正是黄昏，天色渐晚，远山含黛，暮色如烟一般笼罩村庄，是微雨的青色。爷爷坐在门口的一把小竹椅上，显然已等了很久，抬头问他：“乡镇干部考上了吗？”爸爸迟疑了一下，摇摇头：“分很高，但他们说我的劳动时间不到两年，镇上说当代课老师不算纯粹劳动。”爷爷并没有说话，只是低头“叭啧叭啧”地抽着烟，沉默在暮色中氤氲，浓得化不开，半晌他才说：“你写大字报，我来贴。”

   那是1982年，离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已经过去四年。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炮仗声彻夜响遍浙江东部的小村庄，还在读高中的爸爸并未意识到这个夜晚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想到工作重心的转移将彻底改变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他只是觉得那日的炮仗声响得出奇，像是个节日。

   文革已结束数年，经济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只是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年的概念很模糊，一些事件和政策也不甚了解，爷爷没有意识到这早已不是可以写大字报就能解决问题的年代。第二天，爸爸照常到邻村的中学教书，工资是16元一个月，8元由国家当月支付，另外8元则是村委会承担，年末算帐。清晨露水未干，爸爸拿着几卷书，走着去上课。他看到远处的山上白雾缭绕，飘飘渺渺，如同仙境，想起在书上看过，这不是云，是岚。

   这时候，他开始大量地看书，大多数都是从代课中学和村里中学的图书馆借出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楼梦》……代课的日子百无聊赖，只有这青色或灰色封面的书籍倒可带来一些慰藉。电影也是他闲暇时仅有的娱乐方式之一，骑着自行车结伴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看《庐山恋》，散场的时候白雾弥漫，四周都是青青稻苗，他和友人在田埂上飞快骑车，看不清前面的路而一下子冲到河里。秋夜的河水已经有几分刺骨，冰凉的河水所带来的寒意到现在仍会隐隐作痛，那是后来用猪粪和稻草杆点燃的火把都无法驱散的寒意。他平日里也练字，这是学生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习惯，用毛笔在废弃的报纸上一遍遍练习隶书和楷书，19岁的父亲非常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经常摹写这首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无论中间横亘几千年的时光，读书人的失意却是相通的。

   看的书多了，他也尝试写作，一开始无非是那种浅显平易的白话诗。镇上的文学刊物《凤凰》选了一首他的诗歌发表，主题是电灯：“去年夙愿今朝见，电灯牵到家里边。”此时，19岁的他又在镇里的书法大赛中获得三等奖。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向他建议，会写点文章，字也写得不错，不妨去考文化站，乡里的文化站还缺一个人。

1983年12月，他以高分被山项乡文化站留下，结束了代课老师的生涯。曾祖母非常高兴，她是个要强且聪慧的女人，一直偏爱自己的长孙，并坚信他将光耀门楣。父亲在1979年、1980年两次参加高考惜败后，长年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阴冷的落寞中，长孙的失意一直落在她的眼里，她这次终于能笑着打趣长孙：“吃吃玩玩，八角一天。”这句话用我们的江浙方言来念是合辙押韵的，描述出父亲在文化站的清闲生活。那时，仍在实习期中的他工资是24元一个月，3个月后工资涨到了32元。每天所负责的工作是端着一盒白粉笔，沿着乡里的那条河，从这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在每个村的黑板上都抄写他清晨看来的新闻，或者是教导农民进行科学种植的方法。

1984年，父亲凭着在乡里的出色表现，获得个人先进，被调到另一个镇上的文化站继续进行文化宣传工作。一个燥热的中午，太阳炙烤大地，树叶晒得发黄，蜷缩了起来。父亲的堂兄挑着他的被褥，将家里这个读书人送到邻镇，父亲在后面慢吞吞地跟着，脚步缓慢，大约有些不情愿离家。后来，他在邻镇认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文学社，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并且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我的母亲。那个中午，他并未知道此行的意义，只是口干舌燥，并希望快点找个地方能喝口水。

来到镇文化站后，由他和几位朋友牵头，办起了雪浪花文学社，一起进行文学讨论和创作。那时候，父亲很是喜欢杨朔的散文：《雪浪花》、《荔枝蜜》等，用小楷把全文誊写下来，反复吟诵直到能够背诵全文。直到现在，他依然可以背诵许多雅致的散文小品，张口便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想必是那时所下的功夫。宿舍的床头垒着一摞摞的《收获》杂志，这是彼时他最爱的读物。1985年8月，《收获》出了当年的第五期杂志，也是这份杂志让父亲感受到文学的别有洞天，也让他尝试做一个出色的小说家。在那一期杂志里，鼓鼓囊囊、熙熙攘攘地集中了当下当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马原、余华、苏童、残雪、北村、格非、莫言……在父亲看来，文学突然打破阶级斗争的陈词滥调，而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毫无顾忌，无所不言，坦率、真诚，近乎痛楚。而手法又是神奇和玄妙的，让人感叹文字的真诚和变幻多端，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新面貌，这不再是《荔枝蜜》里反复渲染的过分雕琢的写景句子，也不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里有些机械刻板的描述。文学，在此刻属于人本身，忠于内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学走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来到了新现实主义的高潮，拉美文学和日本文学强烈影响了在这个伤痕累累的大地上所生长的一代青年，并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博尔赫斯影响的马原，受卡夫卡影响的残雪，同时受卡夫卡和川端康成影响的余华……当时，《收获》杂志的编辑程永新并没有想到，自己极力推出的这一批作家会给中国文坛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和改变，改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时期。生活于中国大地上的文学青年们隐隐感到，有什么不同了。读完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说：“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那么我也可以。” 后来，他创作了《百年孤独》。读完那一期杂志的父亲也有这样的感叹：“原来，这也是文学，或者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当时深受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等文章影响的父亲，着手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凌晨三点，他在梦里想到了小说主人公绝妙的回答，就爬起来拧开台灯，白色圆点英雄钢笔的笔帽从没被盖上，正好可以继续在稿纸上写小说，钢笔里的墨水并未干。直到临街的叫卖声起，他才发现天已大亮，天色发白，泛着柔光。

那时的父亲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睡眠，和友人在房间里彻夜聊文学，聊余华和苏童，聊写作手法和乡间故事，不觉疲倦。朋友也住在镇上，在家里的钟表店帮忙，目光疲乏，却坚持写作和拉小提琴。父辈的一代，即使生活如老妇的手帕一样，如此污浊和褶皱，却依然善待着自己的内心，善待生活，好像手帕还翻着温柔的折角，有丝绸般的光。他们看见光。

某个深夜，结束讨论的他们感到饥肠辘辘，友人说，家里还有一只吃剩的猫腿。遂取来，把猫腿放到饭盒里煮，撒上红糖和盐，炖在煤油炉上。外面的风很大，呼呼地吹，一下一下撞击着并不结实的宿舍玻璃，从缝隙里偶尔逃出一两绺风来，煤油炉上的火忽明忽暗，如星豆般。打开饭盒，一股异香飘来，父亲和友人谁也舍不得吃，每人拿着一个汤匙舀汤喝，饭盒见底就又加水进去烧。烧到第三次的时候，他们已喝了三次猫腿汤，终于打算吃肉。一夹筷子，却通通冲到门口，吐出所有的汤和胃里的酸水。他们到底最后没有吃上猫腿肉，而父亲关于文学的记忆里，却永远飘荡着那个灯火如星豆的大风夜晚，饭盒里的猫腿肉，和呕出的酸水腐坏的味道。一个个物资贫乏，只能靠文学取暖的夜晚，父亲的眼睛却永远明亮。

父亲的文学创作渐渐走上正轨，八十年代后期，他的一系列小说发表在《特区文学》、《花溪》、《东海》、《百花园》等省市级文学刊物上，笔下的故事也不再如那首发表在《凤凰》的小诗一样稚嫩。在此期间，他还修读了电大的中文系，恶补了古代汉语等他不熟悉的内容。文言虚词和文言实词被他做成卡片揣在裤子的后袋里，骑着自行车，一想起时就摸出来看看。那辆自行车被默默背诵古文的父亲骑得歪歪斜斜，从背后看去留下蜿蜒的痕迹。洗完衣服的母亲正打那路过，娇俏一笑，在心里念道：“书呆子一个。”

1991年，父亲陷入到一种苦闷当中，这是一种和我的母亲一起交谈，出游赏梅也无法化解的苦闷。他去杭州出差，给我的母亲写很长的信，叙述自己出游时所看到的胜景和天光，心生羡慕又似不甘：“这里的景致很好，我昨日经人引见，遇到一位很谈得来的青年，他对文学的看法给了我很大启发。”他明白自己苦闷的来源，这个小镇无法束缚，无法留住他。“此处无法停留，我终将远走，我是不系之舟。”父亲深受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摇摆的折磨。最可怕的是，在文学方面，他越来越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每日陪伴的是清冷的灯光和那支白色钢笔。如果不走，文学水平将永远停留在这个层面，仅有的一点点天赋将随着日子的流逝，一天天耗尽。但走，就走出去了，无法回头，谁知道前方是什么？

就在这时，父亲的一篇小说在镇上掀起轩然大波。小说虚构了一个村镇，描写了镇上人物群像，笔调冷峻幽默，透着寒意，大约截取了几个生活细节，却被镇上的几户人家生硬地往自己身上套，声称父亲写了自己，败坏了他们的名声，要讨个说法。无论父亲如何解释，这是小说不是叙述性散文，他们仍不依不饶，甚至一个拳头打在了外公家的桌上。母亲第一次向父亲收起了笑脸，冷若冰霜，父亲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无力，他无法向镇上的人家解释：“这是小说，英文为fiction,意为虚构。”于他而言，这是高于生活真实，反映心灵真实的文学；于其他人而言，这是酸臭文人写的巷尾故事。

他最终决定走了。1992年的五一，他和母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两人到了当时的地级市市府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生活。当时的临海文化馆正缺人，他调过去正好可以编辑《灵江文艺》，集体宿舍位于风景清新秀丽的东湖公园内。读书、写字、烹茶、泛舟湖上和赏月，他终于又迎头遇上他理想中的生活。

后来呢？我问他。父亲看了我一眼，笑着说，1993年的深秋，白露时节，你出生了，然后我的青春就死了。

         说完故事，父亲站起来准备洗碗，只有我坐在那里，发了好一会儿的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