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钻石

　　昆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连日来，记者深入工地、企业中，走近新生代农民工，触摸他们的打工生活和城市梦。一份来自昆明市总工会为期两个月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住房困难、子女教育成本高、婚恋压力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的“三重门”。“三重门”：住房困难、子女教育、婚恋压力。  

　　怀揣走南闯北的打工经验、有份月收入2500元工作的80后农村娃罗勇鸿，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和许多进城务工的年轻打工者一样，罗勇鸿渴望能够融入城市，而生活的压力却一点点蚕食着他扎根城市的梦想。  
      
　　住房——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取下黄色的安全帽，拍拍身上的尘土，如同往日一样，拖着疲惫的身子，怀揣“淘金梦”的“80后”农民工段杨明走进单位分配的集体宿舍里。  

　　在这间房子里，放着一块宽1.2米、长1.9米的木板，铺上发黄的褥子和一张凉席，这是段杨明的床。往床尾的墙壁上打几层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对面的墙上再钉上两个木架子，电磁炉和电饭煲一摆，就可以做饭了。只是，门一打开，人在里面转个身都得小心翼翼。  

　　小小的10平方米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有段杨明的现实，也有段杨明的梦想。在这里，段杨明一住就是7年多。“我也想在城市买房。”段杨明说，“但是，这个想法实现起来会很困难。”尽管每月2500元的收入在这个群体中并不算低，但城市各种保障制度的漏洞却令他一度失去“安全感”，买房的梦依然遥不可及。  

　　工资是维持劳动者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但目前普遍存在着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据调查，昆明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1500元以上的仅占29.7%，1000至1500元的占43.4%，500至1000元的占26.4%，还有0.5%的每月收入为500元以下。41.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收入不够用，44%的能基本维持生活，仅有6.4%的有富余能寄钱回家或储蓄，还有7.9%的需要家里补贴才能生活。  

　　然而，截至2012年11月，昆明房价均价为7388元/平方米，对于月收入在1500以下占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居无定所”成为这部分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份调查问卷中，租房、住工棚或集体宿舍成为绝大部分打工者的无奈选择。而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希望政府能在住房上给予帮助的占到了一半以上。  

　　“年轻人对独立空间的需求是正常的，工厂10多人一间的宿舍也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心理压迫，让他们除了工作，没有隐私空间，没有生活。”资深志愿心理专家惠安达表示，她很理解工人对宿舍的反感和对空间的需求。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员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高万红建议昆明应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建设规划，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力度，把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取消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户籍限制条件，多渠道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  

　　婚恋——我也孤单，我也害怕，期待走出精神“孤岛”  

　　事实上，买房只是“进城”路上无数门槛中的一个，除了住房，感情生活也是困扰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问题。  

　　“在老家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满地跑了。”30岁的段杨明至今形单影只，没有房，让段杨明的心始终定不下来，更谈不上交朋友。“现在的社会没有房，没愿意跟你啊？”段杨明说得很直白。  

　　打工妹一般结婚早些，但生存的压力也推迟了他们结婚时间。在昆明一家连锁美容院打工的李富静24岁了，中专毕业后，她选择留在省城发展，一晃几年过去了，却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关键是圈子太窄。”李富静说，为了多挣点钱，经常加班，累得没时间、精力去谈恋爱。  

　　在接受昆明市总工会调查的2000名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人员较多，占68.4%；已婚的占30.5%。年龄在20岁以下的占15.8%，年龄在21至30岁的占84.2%。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  

　　惠安达说，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行业尤为突出）等因素，使他们面临情感和精神上的不满足。在业余时间，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以上网、看电视为打发时间的主要手段，长期缺乏与异性的沟通交流，感情孤独必将严重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也将影响其融入城市。  

　　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钱宁表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趋势，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必然要转移到城镇。如何让他们真正在城市里成家立业，城市管理者以及各行各业都应该给他们提供长远发展、素质能力提升的机会。他建议，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婚恋自然不成问题。另外，政府也应该鼓励企业给农民工落实周末、节假日休息制度，提供夫妻房等必要的条件，方便农民工婚恋交友。  

　　子女教育——在城里，为他们的孩子放一张课桌  

　　像罗勇鸿、段杨明一样，怀揣梦想来到城市、并想在城市扎根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在今后的时间里，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就是子女教育问题。调查显示，子女教育成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关切的大问题，超过半数人为此忧心。  

　　四川籍农民工宋玉兰现在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女入学不受户籍限制，享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夫妻俩都没有什么文化，出来打工除了挣钱养家，就是希望能够给子女好的教育，培养他们出人头地。”宋玉兰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但怎样更好地教育孩子，成了宋玉兰夫妻俩最头疼的事。  

　　一位农民工学校校长表示，农民工子女大都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差，又缺乏家长的辅导，需要老师补课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他们的考试成绩依然和城市孩子有差距，而主管部门对老师的教学评估却和其他公办学校一样，导致学校对老师的评估激励很难。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后上学的大多进入农民工学校，不仅收费较低，而且不设身份、考试成绩等门槛，可随时插班、转学，但是这些学校普遍存在教学硬件和软件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比。这位校长表示，学校经费主要依赖学生学费，国家和地方财政又很难顾及到，可低廉的学费也导致了学校没有资金投入硬件更新、聘请和留住优秀教师。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在子女教育方面，现行的教育制度及教育资源分配也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将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实行等级制，区别对待，使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到与城市户籍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  

　　此外，专家建议，政府应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工资增长、职子女教育、住房改善、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  

　　“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工地搭建的简易板房里，会思考怎样才能在城市扎根、好好生活下去。”罗勇鸿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能有套小小的房子遮风避雨；生病时，能和城里人享受一样的医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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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评：农民工城市化已到破局时  

　　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突破50%，但如果单以城市户籍人口作为统计口径，则中国城市化水平将大幅回落至35%左右，其间差额、正是近2亿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广大农民工为中国的腾飞创造了历史性的功绩。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农民工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的脚步却一直步履蹒跚。这一状况不但难言公平，而且不可持续。时至今日，它已经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  

　　从历史、经济、制度、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观察，都能发现造成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线索与根源。简单来说，这一问题的形成起码有以下原因：  

　　首先、我国目前实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财政体制存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地方政府在只享有不到40%财税收入的同时，却要承担近70%的行政事务。财权事权的不配套，造成地方政府对向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缺乏积极性。我国江浙地区某地方政府曾经向中央作过测算，对一个到当地务工的外来人员提供与户籍人口完全相同的公共服务，政府需要动用的公共资源成本将近50万元，如果中央不能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这一成本他们难以承受。  

　　另外，城市户籍人口也不希望政府降低户籍门槛，让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挤占本不宽裕的公共服务资源。这可以看成是难平等对待农民工现象的心理成因。形势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问题到了必须取得突破的地步了！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使过去主要靠投资推动、以出口消化产能的中国经济难以为继。面对严峻的形势，从中央到地方都看到了转变经济形态，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药方。这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也会是新一届政府今后制订政策的主要思路。而让农民工真正城市化，正是实现这一思路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农民工本身的庞大数量注定了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解决这一问题的行动已经悄然起程。近日，有国务院专家提出，可以在中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背景下，选择全家都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农民工人群作为突破口，以非核心区为主要安置地带，分阶段、分层次地推动农民工城市化工作。  

　　破局之时已到，农民工正站在真正融入地城市的、前所未有的机遇门口。  

　　新闻链接  

　　新生代农民工，是对出生在80、90年代、户籍在农村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的统称。据统计，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１亿左右，占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昆明近150万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有近90万，三十而立的80后、二十出头的90后正在成为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