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患抑郁症真相 受收视率戏弄离开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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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患抑郁症真相 受收视率戏弄离开实话实说 昆明论坛小编导读 从20 世纪90 年代起的25 年来，中国电视节目的语态发生着巨大改变，这与美国CBS 深度调查类节目《六十分钟》的启蒙不可分割，诞生于90 年代初期的《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一批节目都借鉴了它的制作理念和手法，对于一代中国电视人而言，《六十分钟》几乎相当于创意模板和专业宝典。基于对电视媒体技术和符号特性的崭新认知，充满职业理想和主体意识的电视新闻改革者已经不局限于对新闻事件的单纯再现，从这些节目中走进公众视野的白岩松、崔永元、水均益等人，开始掌控对新闻的讲述和评论，崇尚对电视新闻的独立思考和深度挖掘，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潮流中脱颖而出的首批“记者型”主持人。
　　
　　杨澜为这个论坛前后付出了很多的财力和心血。刚开始，组委会找到了一家愿意提供活动全部运作经费和各方面支持的赞助商，但就在活动举办前两个星期，这家公司突然宣布撤资。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活动组织工作一下子陷入停滞，论坛也面临着流产。这时，本着对电视理想的执著不渝，并衷心希望这样有意义的行业盛会能成为中国电视人对外交流、展现风采的契机，杨澜毅然从阳光媒体集团支出100 多万现金，将整个活动承包了下来；同时白谦诚也把他在主持人专业委员会担任副秘书长的儿子白刚调了过来，参与论坛的筹划和准备。
　　
　　面对资金的紧张和人员的匮乏，很多本应外包给公关活动公司的事务，都由组委会人员自己承担了下来。一人多岗，大家都在无私地辛苦忙碌。一天中午，疲惫不堪的白刚对同事说：“我想睡一会儿，一会儿叫我。”可没想到的是，白刚这一睡就再没醒过来。为了不影响整个活动的顺利举行，白谦诚强忍悲痛，告诉其他人：“这件事先不要和前来领奖的其他人说，别影响他们的情绪。”就这样，除了组委会成员和白岩松外，其他参加论坛的主持人都不知道白刚的离世，更不知道在这个全行业瞩目的盛会中，还有一位担任筹划执行的父亲，在默默承受着老来丧子的人间大痛。
　　
　　此时的杨澜，内心充塞了深深的愧疚，如果资金充裕些，人员配备得齐全些，白刚也许就不会这样劳累。那一阵子，杨澜觉得自己像一个双面人，外表与内心总是在分饰不同的角色。阳光卫视出让时，杨澜心里痛苦到了极点，可为了安抚大家情绪，又不能将这种痛苦、焦躁和忧虑表现出来，她还要按部就班地工作，尽量表现出平日的沉着和冷静。这次论坛也是如此，赞助商的突然撤资，阳光媒体集团几乎以倒贴钱的方式半路承接，主办人员又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这诸多的郁闷与哀伤又必须化为欢颜强作，承受痛苦却又无处言说。
　　
　　隐痛尚可深藏内心，资金的紧张又是眼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邀请美国CBS 两位嘉宾唐・ 休伊特和莫利・ 塞弗来上海，单是一行人的差旅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还有晚会及论坛的一系列投入。此时，所有人都绞尽脑汁，看能在哪里省些钱出来，论坛的环节排场能否再紧缩？同声传译的耳机能否少用两个？
　　
　　作为中国电视主持人的年度聚会和交流平台，这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主持人与业界的权威人士、知名专家参与，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制片人，可算是中国主持界首次最高级别的聚会。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焦虑和苦衷，但是出现在同行们面前的杨澜，又恢复了原先的神采。作为晚会的主持，一开场她就提出，既然是主持人的盛会，那么就抛开一切陈词滥调，尽情发挥。每位嘉宾的发言，都充满了各种有趣的包袱和段子。然而，就如同在论坛上开怀大笑的杨澜有着不为人知的忧虑，在一派自由轻松的气氛中，这场论坛也触到了中国主持人的隐痛。
　　
　　围绕“理想”和“现实”，主持人们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对于电视从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收视率与高品质电视节目、娱乐元素与深度思想如何平衡。白岩松和张越不约而同地表示，因为收视率不高，现在严肃的电视节目特别难做。“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脸上永远带着坏笑、擅长冷幽默的崔永元，就曾经受到过收视率的戏弄。从1999 年开始，崔永元的王牌节目《实话实说》因为受到了国内电视媒体的纷纷效仿，收视率慢慢下降，他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未能稳固住收视率。从一度高达5.4 的收视率，降到了0.66 的低谷，崔永元的焦虑和纠结，一直延续到2002 年，他最终因得重度抑郁症而离开了《实话实说》。
　　
　　如今的崔永元，虽然已经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但是时代的阴影，还是避无可避地落在了每个主持人的身上。崔永元的抑郁，也是这个娱乐时代的焦虑。当尼尔・ 波兹曼用专著《娱乐至死》来探究和哀悼美国20 世纪后期的文化变故时，人们赫然警醒到，在21 世纪的娱乐时代，畅谈理想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人们需要的，也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更快速地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