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名流学者都曾流连靛花巷(昆明老街)

郑和故里

环绕翠湖东北边的青云街上，有条仅两三户人家的靛花巷(现俊园处)，巷名的由来是过去巷内有户人家以制染料而闻名三迤，人们便把这条小巷称之为靛花巷。社会日益发展，曾给昆明增添过殊荣的靛花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被拆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南京迁长沙，随后南京沦陷，史语所由长沙再迁昆明。1938年春初到昆明时将一、二、四组设在拓东路，三组设在青云街靛花巷3号。史语所为方便研究工作，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书寄运昆明，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为图书馆。

1938年9月27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省政府即通知学校及科研院所疏散乡下。史语所为保存明清档案及书籍不受损，由该所石璋如先生在城郊调查陶业时，认识家住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的赵崇义先生，知道棕皮营有个响应寺，经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后，史语所于1939年夏秋便疏散到棕皮营，成为最先到达龙泉镇的所。此时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研究所并着手招收研究生，时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便将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靛花巷3号。

靛花巷3号是当时在昆名流学者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之一，诸如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傅斯年、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李方桂、罗常培、汤用彤、罗庸、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郑天挺、魏建功、王力、浦江清、沈从文、唐兰、游国恩、黄子卿、吴宓、袁家骅、邓广铭、吴晓铃、老舍以及在此就学的研究生。就一座小院而言，这么多学术水平高、名气大的学者留下过足迹，这在昆明还是少有的。

上世纪70年代初，靛花巷口有家食品店售小锅米线，食者非常拥挤，一次与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端强先生在排队取米线时，他手指巷内一幢房子说：“这幢房子很了不起，抗战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驻地，许多一流学者都在此住过。”随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收集到一些抗战时期与靛花巷3号有关的书信、诗文稿墨迹(见图)，此信是由在成都的武汉大学时任教务长的朱光潜先生，写给时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部主任罗常培先生的。这些墨迹现经多位专家看后认为,那时的教授及研究生们的治学精神以及他们精深的学问，较今天而言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

拆除时的靛花巷口墙上还嵌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定花巷”巷牌，“靛”字改为“定”字可能是建国后多次普查街巷名时，为方便读写所至。

为寻求靛花巷3号院的有关资料，曾多次拜访了当时云南惟一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老研究生———云南大学著名教授、史学家李埏先生。先生高兴地忆起早年在西南联大及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读时的许多往事说：“1940年从联大毕业后与现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王玉哲同学一起考上研究所史学部，当时就读的研究生全部住在靛花巷3号四楼上，罗常培、郑天挺、唐兰等先生则住在三楼，二楼为研究室、图书室，一楼为饭厅。那时所长傅斯年还不时来看望同学，中研院史语所的好几位研究员及工作人员如董作宾、李方桂、李济等先生来靛花巷3号时我们都见过。文科所为给同学们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不久也疏散到龙头村的宝台山。有时进城回不了乡下就住在靛花巷3号。”

这条普通的小巷，在诸多海内外学者中留下了深切的记忆，他们的许多学术论著及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过它。

（来源：昆明发布   五华区供稿   公众号www-5ak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