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嫂被网络误打房叔泄密者被撤 官要站在阳光里

斑点狗

　　房嫂被网络误打房叔泄密者被撤 官要站在阳光里 昆明论坛小编导读　网络反腐是反腐的一种新形式，拍得了苍蝇，但不见得抓得住硕鼠。
　　
　　作为官员的“房叔”被抓，作为普通公民的“房嫂”无辜被牵连，两件事的背后都是制度之痛：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缺失；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缺失。
　　
　　目前掌握普通个人信息最集中的还是政府部门，大量的信息泄露也都出现于政府机构，所以信息保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管控。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本是正确的废话，但支持与反对的立场同样强烈，凸显公众对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双重焦虑。南方周末采访宪法、行政法和互联网法律方面的相关学者，试图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
　　
　　访谈对象
　　
　　姜明安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
　　
　　周汉华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莫于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德良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蔡立辉 中山大学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
　　
　　石干章 深圳律师，深圳市“个人信息立法项目组”成员之一
　　
　　2012年10月，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政委蔡彬被网友举报拥有22套房，并被冠以“房叔”的称号。番禺区纪委随后对蔡彬进行立案查处，并对其实施“两规”措施。该案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2012年11月，“广州城建退休领导李芸卿坐拥24套房产”被曝光，后来媒体查证，李芸卿真实身份为越秀城建集团下属一个设计院的退休工程师。
　　
　　近日，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透露，该馆一名泄露“房叔”房产信息的工作人员，已被撤离岗位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这一处理决定引发巨大争议。有网友在微博发出“泄露贪官房产被撤职是制度之痛”的声音。
　　
　　网络反腐：制度要规范，也要支持
　　
　　“房叔”信息泄露者该不该被处罚？
　　
　　蔡立辉：应该受到处罚。来自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被处罚者，是有特定职业义务的工作人员，第一义务是保护个人房产信息。当事人违规查询并泄露房产信息，违背了他的职业道德，侵犯了公民隐私。
　　
　　姜明安：不应该处罚。2007年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根据这条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造成不良后果”。但在“房叔”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反而有效打击了腐败者，“房叔”蔡彬正是因为举报才被“双规”。撤职的处分太过严厉。
　　
　　周汉华：不该做简单评判。西方政治文化中，有种特殊的角色叫做“深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为捍卫公众利益，以非常手段向外界透露信息。国外的证人及举报人保护制度比较成熟，而在国内，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及规范这些“深喉”，仅有的一些条款也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党纪里，零碎，缺乏专业性，也很难执行。
　　
　　只能说：现有制度框架下，处罚并不违法，却显示了我们的制度缺失。
　　
　　通过“不正确的手段”公布信息，取得了“相对正义”的结果，是对是错？
　　
　　莫于川：相比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也同等重要。如果假借反腐之名，可以随意查询任何个人的房产信息，那么公民的隐私将不复存在。
　　
　　我们应该要以法律为判断标准，而不该以恶对恶，用一种情绪化的、道德化的要求来衡量一切，更不该牺牲一项价值的代价换取另一项价值。
　　
　　刘德良：我不认为泄露官员房产信息，就是“不正确的手段”。因为官员有多少套房子，这涉及公共利益，所以不属于个人隐私，早就应该公开。非正常的房产没有公开，反而处分自己的人员，容易让公众产生“打击报复”的印象。
　　
　　周汉华：与其谈论“对或错的行为”，不如关注“对或错的制度”。有作为官员的“房叔”涉嫌被抓，也有作为普通公民的“房嫂”无辜被牵连，两件事的背后都是制度之痛：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缺失；一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缺失。
　　
　　制度缺失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信息管理陷入无法规制的状态：一方面，涉及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难以监督；另一方面，公民的个人信息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泄露严重。
　　
　　网络反腐是否有边界？是否应受到规范？
　　
　　蔡立辉：网络反腐要肯定，但网络反腐也要合法合理。没有人否定网络有反腐的功能，但网络也有恶搞、诬陷、个人信息滥用等缺陷。网络是一把双刃剑。2003年我就提出要提高我们的治网能力，网络就像一个小区，是一个信息交汇的场域，必须纳入法制规范体系，贪官污吏肯定不对，但不能以黑打黑。
　　
　　刘德良：有边界，我担心将网络反腐的边界划得太小太严，会扼杀网络反腐这个新生事物本身。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和高效性，使其成为公民最容易利用的媒体。网络反腐要制度化，但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草根阶层最便利的表达渠道：一是要继续保证网友拥有自由的话语权；二是线下要有配套制度；三是要保护检举人及证人，让网络反腐真正在阳光下运作。
　　
　　张千帆：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举报、批评、揭发等权利，网络反腐要受到制度规范，也更应该得到制度支持。为了反腐，作为法治国家都应鼓励公民发现、发言及举报。所以，即便是网络反腐有不实的举报，也应该是官员出来澄清，而不是禁止公民说话。
　　
　　信息公开：官员有多少房子不是隐私
　　
　　官员的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公众要知情权，官员要隐私权，两者如何处理？
　　
　　周汉华：作为官员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官员担任公共职务，所以要履行相应义务，另一方面他又是自然人，其个人信息也应受到保护。
　　
　　一般而言，国外的原则是：官越大，权责越大，其需要公开的个人信息越多，隐私权也要更大的限制。也就是说，官员的权力越大，越要站在阳光里，接受公众的注视。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权力的大小，区分官员应受到多大的监督。
　　
　　莫于川：官员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其品行切实影响着共同利益。官员有多少财产，有多少房产，这是首先必须公开的。这不属于隐私。
　　
　　但很遗憾的是，在目前缺乏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官员有多少钱、多少楼，还属于个人信息及隐私，没办法谈公开。只有等未来推行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些信息才能不再是禁区。
　　
　　石干章：2011年，我作为深圳市“个人信息立法项目组”成员之一，受深圳市人大委托，负责《深圳市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的草案起草。原则上我们认为：凡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相关信息，都应公开，这包括官员的个人背景、学历、工资收入、财产、办公地址与电话、配偶及子女情况等。这都是基于公众知情权及监督权的需要。但像官员的住宅地址、住宅电话、在住宅内的活动等个人信息，也应像普通人那样受到保护。
　　
　　蔡立辉：可以根据法律保护隐私，所有信息都要进行分级，按照秘密的程度进行分级，分为无条件向社会公开的信息，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比如说我是一个官员，我的姓名、工作单位、办公室电话都必须公开。但是作为一个公民，电话就是隐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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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官员财产信息，为什么这样难？
　　
　　周汉华：最根本的是无法可依。2002年，我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主要起草人之一。起草这个条例时，我们并未将官员财产公示的内容纳入其中。追溯原因，一是因为参考了国外的相关立法，发现多数国家并未将官员财产公示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而是分开立法；二是因为当时整个公开条例的起草都很困难，如果再将官员财产公开加上，难度会更大。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如今已近5年了。从目前情况来看，当初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其推行仍困难重重：主动公开有限，申请公开也很难，相关制度配套没有跟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示要形成法律法规，更加困难。
　　
　　张千帆：信息公开制度是保障公共权力透明运行的重要手段，但我们却仍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开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位阶太低，它只是一个行政法规，而非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调整范围有限，作用也有限。
　　
　　所以目前最应该推进的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比如将《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信息公开法》，比如建立《反腐败法》，比如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化、规范化。
　　
　　石干章：按照我们国家权力运行的实际，下级对上级负责，应该说从上往下推进官员财产公布制度会更好。目前，我观察到中央层面领导也在做一些公开个人信息的尝试。我的意见是：高层的制度设计，应与个别地方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同步进行，启动立法调研，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这一制度尽快建立。
　　
　　个人信息保护：关键责任在政府
　　
　　信息公开很难，个人信息保护的情况怎样？
　　
　　周汉华：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在相关法律中已有零散规定，比如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严打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定。此外，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行政诉讼法、身份证法甚至包括彩票条例，也都有关于个人信息的规定。
　　
　　但整体而言，这些规定都是零散的，也特别简单，没有可操作性。制度的缺失，导致近年来个人信息的泄露十分严重，中国成了全世界个人信息滥用的天堂。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2005年，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已经启动立法程序，却迟迟没有结果。
　　
　　石干章：我们在深圳市的个人信息立法实践中发现，目前掌握普通个人信息最集中的还是政府部门，大量的信息泄露也都是出现于掌握个人信息的政府机构，所以信息保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管控。就拿“房叔”、“房嫂”事件来说，公职人员既可以拿内部信息来打击腐败，也存在伤害普通人信息权利的可能。
　　
　　此外，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之后要有救济的渠道，无论是行政还是法律。在管理方面，应该有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
　　
　　蔡立辉：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目前还存在着这些难点：
　　
　　第一，对信息的密级分类。我国是崇尚整体的国家，对个体较为轻视，哪些是个体的基本权利，哪些是个体应该保护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界定。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个体的不承认。
　　
　　第二，信息分散。每个个体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而部门之间的分割比较严重，一个人的完整信息分散到不同地方，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人。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唯一性受到挑战。
　　
　　第三，社会的了解程度。我们立法，应该对相关的法律进行宣传，目前很多人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是没有保护意识的，法律也要培养这种意识。
　　
　　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是否存在矛盾？
　　
　　莫于川：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需要相辅相成，需要配套的法制，两者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许多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公众个人信息，缺乏严格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就很难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可能会以保护个人信息为名，拒绝公开政府信息。
　　
　　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也亟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