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去ATM机取钱，见运钞车加钞只好站在一旁等候。这时朋友问：冻手不？ 我：冻手！结果四杆枪瞬间指向我俩，被押往派出所的路上，朋友一直沉默，我问：你咋不开腔呢？结果八杆枪指向我俩。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蒋英羽. 警察：你叫什么名字？我：蒋英羽。警察怒吼：what is your name？　　
　　

　　余友珍是武汉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大队的合同工，月薪1420元。她家拥有10套现房，邻近东湖欢乐谷景区，市价每平方米至少6000元，加上今年即将交付的另外7套住房，她是个拥有千万房产的“富婆”。 对此，余友珍有自己的说法：“我想给儿子、女儿做个样子，不能天天窝在屋里坐吃山空。”（1月2日《武汉晚报》）
　　
　　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着突然降临的价值千万的房产，一般人都容易滋生慵懒之心，近年来城中村农民斗富、挥霍，二次返贫的新闻也屡见报端，而余友珍这个千万富婆甘做环卫工，不由令人眼前一亮。
　　
　　千万富婆使人很容易定格在那些暴涨的房产，而忽略了她勤劳的品格。据报道，她先是一直种地卖菜，然后夫妻俩起早贪黑，辛苦攒钱，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私房；花4万元买了一辆货车，带着女儿去深圳工地跑运输，后来又帮人做饭、做环卫工等等。这期间房租收入不断上涨，甚至她成为身家千万的富婆，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虽然说其房产得益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但与其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的品德密不可分，而在暴涨的财富面前依然保持淡定和朴素的生活态度，尤为可贵。
　　
　　其实富婆也好，环卫工也罢，都不过是旁人给她贴上的身份标签。在笔者看来，爱孩子并且会教育孩子才是她最称职的角色，是其一系列行为的出发点。我们都知道，城中村改造之前，菜农辛苦、地位低，没有什么保障，当初余友珍起早贪黑是想多赚钱，使家人孩子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而暴富之后，如何端正财富价值观和自己的心态，保持勤劳善良的本性，便是横亘在“富人们”面前的一大考题。余友珍注意到，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开始无所事事，有人赌博，有人吸毒。她担心她的孩子也会因此而变样，所以，一有机会就数落一儿一女：“都到外面去做事，别指望房子。”对于旁人“何必来吃这个苦”的不理解，余友珍想法很简单：“我想给儿子、女儿做个样子，不能天天窝在屋里坐吃山空。”
　　
　　虽然余友珍没有什么文化，或许不知道率先垂范、形成家风等词语，但是她用她不间断的工作，很好诠释了什么叫勤劳是立身之本，什么叫做“劳动最光荣”。现在儿子女儿都在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相对于那些一掷千金宠溺孩子的富豪们来说，她这才叫做真正的爱孩子有千万家产做根本，也要一技傍身，更要在浮躁功利的当下，安放好自己的心灵，才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保持一份从容。
　　
　　母亲都是爱孩子的。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然而如何去爱却是一个穷之不尽的话题。余友珍不会说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她用她的以身作则，于朴素的言行中给孩子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体现了其低调的大智慧。据报道，余友珍所在的清扫班，还有3个环卫工与她类似。说明她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劳动者的缩影。这种深深植根于基层民众朴素的荣辱观、价值观、教育观，不断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才是千万富婆甘做环卫工的真正看点，也才是富裕中国、美丽中国的希望所在。
　　
　　

　　虽然是富婆，脏活抢着做
　　
　　余友珍坦言，除了种菜，她没有别的专长。经人介绍，她曾到武昌东亭一家印刷厂，给20多号工人做饭。这份工作干了两年多，印刷厂倒闭，她再次失业。
　　
　　但余友珍一天都闲不住。1998年，邻村好姐妹王腊英在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问她有没有兴趣来扫地，就是有点苦。劳作惯了的余友珍想，那算什么苦，扫地就是做清洁，不苦。
　　
　　余友珍说：“我挑过20年大粪，以前种菜时，下午五六点钟，城里工人下班了，我们要到田里浇粪，一直浇到晚点八九点。一辈子苦惯了，不做事心里不踏实。”
　　
　　一开始，余友珍上早班，凌晨3点半，从岳家嘴一直扫到汪家墩，一次打扫得要两个多小时。扫到6点多，城管部门会给环卫工配送早餐，有包子、馒头、豆浆。早餐一周只送两次。不送饭时，余友珍会带点米来，煮一锅稀饭，就咸菜过早。
　　
　　在同事眼里，余友珍是个富婆，可她最看不惯的，是有了钱就看不起做体力活的。有一次，一辆的士的车轮压住了垃圾，余友珍让司机把车子往前挪一挪，可司机不愿走，而且还用脏话侮辱她。一旁的同事气不过，怒斥对方：“我们扫大街的怎么了，她的钱拿出来可以砸死你！”
　　
　　同事吕新胜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他说，余友珍做事认真，虽是清扫班副班长，但有什么重活、脏活从来抢着做。垃圾车来了，要把垃圾桶往上挂，她总是第一个往上冲。
　　
　　房租归房租，自己要做事
　　
　　刚到武昌区城管局清扫徐东大街，余友珍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工资是240元。那时，她家中的房租月收入至少是工资的4倍。但余友珍认为，房租归房租，但还是要在外面做事。
　　
　　身为农民，余友珍最喜欢的是房子。结婚时，她和老公住的是两间泥瓦房。在农村，夸谁家，就是看谁家的房子修得大，修得好，而且最气派的是楼房。
　　
　　余友珍说，农村人就喜欢盖房，村里有句俗话，房子是个“哑巴儿子”，它可以帮你挣钱、做事，但不说话。
　　
　　在没有住楼房前，余友珍的梦想就是攒钱、攒钱、再攒钱，修一栋楼房搬进去住。没想到的是，后来，她家的房子不仅做起来了，还给她带来高额回报。
　　
　　2002年，余友珍已盖起3栋5层楼的私房，每月仅房租就有4000元的收入，而她当环卫工的收入仅千元左右。
　　
　　怕子女变样，自己做榜样，但她没想到，房子多了，也带来“烦恼”。
　　
　　从2008年开始，村里开始拆迁还建。余友珍的私房第一批就还了14套房，每套平均面积80-120平方米，当时还建小区的房价每平米3000元左右。一夜之间，余友珍的房产价值超过了400万。
　　
　　余友珍注意到，一些一夜暴富的村民开始无所事事，有人赌博，有人吸毒。她担心她的孩子也会因此而变样，所以，一有机会就数落一儿一女：“都到外面去做事，别指望房子。”
　　
　　余友珍说：“我就怕孩子们闲着，靠房子坐吃山空只会害了他们。”
　　
　　就在元旦节前，她又吓唬孩子们，没得钱用了，要卖房子。儿子很惊讶，已经卖了几套房子，那么多钱怎么一下子用完了。余友珍诓称：“打牌输了。”
　　
　　余友珍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特别。她告诉记者，在东湖村，跟她相似的村民还有不少，有的人手里有十几套房子，仍然在东湖欢乐谷风景区当清洁工。她所在的清扫班，有3个环卫工来自附近的村子里，每个人手里都有5至7套还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