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官员财产信息，为什么这样难？
　　
　　周汉华：最根本的是无法可依。2002年，我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主要起草人之一。起草这个条例时，我们并未将官员财产公示的内容纳入其中。追溯原因，一是因为参考了国外的相关立法，发现多数国家并未将官员财产公示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而是分开立法；二是因为当时整个公开条例的起草都很困难，如果再将官员财产公开加上，难度会更大。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如今已近5年了。从目前情况来看，当初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其推行仍困难重重：主动公开有限，申请公开也很难，相关制度配套没有跟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示要形成法律法规，更加困难。
　　
　　张千帆：信息公开制度是保障公共权力透明运行的重要手段，但我们却仍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开法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位阶太低，它只是一个行政法规，而非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调整范围有限，作用也有限。
　　
　　所以目前最应该推进的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比如将《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信息公开法》，比如建立《反腐败法》，比如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化、规范化。
　　
　　石干章：按照我们国家权力运行的实际，下级对上级负责，应该说从上往下推进官员财产公布制度会更好。目前，我观察到中央层面领导也在做一些公开个人信息的尝试。我的意见是：高层的制度设计，应与个别地方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同步进行，启动立法调研，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这一制度尽快建立。
　　
　　个人信息保护：关键责任在政府
　　
　　信息公开很难，个人信息保护的情况怎样？
　　
　　周汉华：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在相关法律中已有零散规定，比如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严打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定。此外，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行政诉讼法、身份证法甚至包括彩票条例，也都有关于个人信息的规定。
　　
　　但整体而言，这些规定都是零散的，也特别简单，没有可操作性。制度的缺失，导致近年来个人信息的泄露十分严重，中国成了全世界个人信息滥用的天堂。
　　
　　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2005年，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已经启动立法程序，却迟迟没有结果。
　　
　　石干章：我们在深圳市的个人信息立法实践中发现，目前掌握普通个人信息最集中的还是政府部门，大量的信息泄露也都是出现于掌握个人信息的政府机构，所以信息保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管控。就拿“房叔”、“房嫂”事件来说，公职人员既可以拿内部信息来打击腐败，也存在伤害普通人信息权利的可能。
　　
　　此外，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之后要有救济的渠道，无论是行政还是法律。在管理方面，应该有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
　　
　　蔡立辉：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界定。目前还存在着这些难点：
　　
　　第一，对信息的密级分类。我国是崇尚整体的国家，对个体较为轻视，哪些是个体的基本权利，哪些是个体应该保护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界定。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个体的不承认。
　　
　　第二，信息分散。每个个体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而部门之间的分割比较严重，一个人的完整信息分散到不同地方，找不到一个完整的人。个人信息的完整性、唯一性受到挑战。
　　
　　第三，社会的了解程度。我们立法，应该对相关的法律进行宣传，目前很多人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是没有保护意识的，法律也要培养这种意识。
　　
　　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是否存在矛盾？
　　
　　莫于川：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需要相辅相成，需要配套的法制，两者才能达到动态的平衡。许多政府部门掌握了大量公众个人信息，缺乏严格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就很难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可能会以保护个人信息为名，拒绝公开政府信息。
　　
　　所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也亟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