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流浪”生涯
　　
　　7年时间搬家5次，对“家馨”来说颇为尴尬：它就像它救助的流浪儿童一样，在城市中急迫地寻找落脚之处。
　　
　　昆明市五一路，一栋居民小区的第七层，陆超群和他的同事们挤在一户复式楼改成的办公室内办公。只有到门口，才能看到“家馨”的机构标志。室内空间摆设得很敞亮，但仍难掩光线的不足。狭窄的木地板楼梯通往楼上，为减少声响，他们得时刻注意走路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尽管如此，时间长了，还是不能避免邻居们的抱怨。
　　
　　大约一年前，他们花了近半年时间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办公场所。现在却要再次搬家。对机构的老员工来说，这似乎已习以为常。从机构成立至今近8年时间，它和它的救助对象一样，一直在这座城市“流浪”。
　　
　　2003年9月从吴井路的办公场所搬到顺城街，是机构过去几年为自身发展，唯一一次较为自主的搬迁选择。
　　
　　那是一栋回迁综合楼，“家馨”所在的整层楼有500平方米左右。租金每年只要5万元。设施齐全，空间独立，租金在承受范围内，最重要的是位于市中心，那里是城市流浪孩子经常聚集的场所。对“家馨”来说，也是开展流浪儿童救助工作最方便的一个办公场所。
　　
　　然而，刚刚搬进去两个月后，“家馨”便收到通知，整栋房子将面临拆迁。2005年7月，它搬到赵家堆，当年办公的地方在短时间内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繁华的顺城购物中心。
　　
　　2009年，赵家堆拆迁也进入倒计时，它再次艰难地寻找新的办公场所。然而，此时整个昆明城已难再觅得一处合适的城中村房源。经过几个月的寻找，它最终搬进巫家坝附近的一个老式居民小区。
　　
　　新的环境还没来得及完全磨合融入，仅仅搬进去1年左右，由于整个公司产权转让，新的物管公司估量着小区房价看涨，不愿意和机构续约，即使合约上写着第二年租金可以涨10%。它再次收到搬迁的通知。
　　
　　从2011年3月一直到10月，半年多找房子的经历中，“家馨”惊讶地发现，比以前面积更小，位置在二环、三环之间，没有装修的毛坯房，房租也已经涨到三四十万元了，是过去的六七倍。迫不得已，机构开始尝试将住宿服务和办公地点分开。“家馨”在距离昆明30公里的双龙乡找到一栋房子，建立一个儿童村。而“外展点”——也就是机构的办公场所，则被设置在现在所在的地方。
　　
　　“那时候没有选择，孩子需要住宿，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他们。”陆超群说，“儿童村周边有乡政府、卫生院、集市和公办学校，条件还可以。希望能尽力帮助想读书的孩子进入学校。”
　　
　　只是后来，儿童村旁边的集市搬走了，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又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从市内坐公交过去需要2个小时。很多孩子开始对“家馨”的服务产生疑虑。“把我们送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你们是不是骗子啊？”为打消孩子的疑虑，“家馨”又不得不额外做一些工作。有的孩子去了，住了一两个月便开始不耐烦，因为附近太不好玩了，与他们喜欢的城市里热闹的生活相比，那里简直与世隔绝。
　　
　　一年过去了，服务场所和办公场所分离的模式未能获得他们的认可。趁合约到期，“家馨”希望能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独门独院，不影响邻居，500-800平方米，能容纳20-30个床位，有厨房和餐厅，“最好在二环以内”。这是为了让孩子有活动、住宿的空间。
　　
　　但是，情况似乎非常艰难。“家馨”寄希望于房子空着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提供优惠价格，为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帮助。

　　盼不来的良性循环
　　
　　频繁地搬迁，给公益机构的工作和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频繁搬迁给公益机构带来的工作困难似乎只是表面。更多的机构意识到，不稳定的办公环境，会对发展中的机构带来各种不确定性。
　　
　　“员工流失是最令人痛心的。每次搬迁都搬到更远的地方，有的员工只好放弃这份工作。”陆超群说，在“家馨”儿童村，有3位员工长期驻守，距离遥远，让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比平常辛苦得多。
　　
　　2009年搬离赵家堆时，“家馨”惊讶地发现，市中心基本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房型，类似的城中村办公空间几乎全部面临拆迁。三四个月后，终于在巫家坝附近找到一个老小区，但租金已经翻了一番，每年要11万元。
　　
　　“家馨”一年预算不到160万元，为了跟上不断升高的CPI，机构运作费用每年的总预算以10%的数字递增。然而房租费用的增加比例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几乎是成倍地翻。就在不久前，“家馨”刚刚在白云路看中一块地方，但是对方开价80万元，是机构一年运作费用的一半，一下子就把“家馨”吓回去了。
　　
　　“连年翻倍的租金总是超额，占据了每年机构发展的预算，导致员工福利无法改善，人才流失。许多机构发展缓慢，多数难以形成良性发展循环。”李孝峰无奈地说，“蒙多贝”刚刚找家长借钱，给老师们发了工资。“工作的强度和压力大，但工资福利相对比较低。今年流失5个老师。压力非常大。”
　　
　　成立至今6年多时间，“蒙多贝”虽然规模在不断扩大，财务却始终处于紧张的局面，未能实现期望中的良性循环。
　　
　　盼政府为草根公益减负
　　
　　提供场地、资金及政策支持，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成为发展草根公益的当务之急。
　　
　　办公空间缩减、租金负担过重所带来的公益机构发展困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在云南以外的有些地方，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2007年4月，一个以公益组织孵化为目的的“恩派公益孵化试验”在上海首先试行。该项目为草根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创业基金，资源拓展、财务托管、协助注册、管理咨询等服务，帮助草根公益组织解决各种前期风险负担，成功孵化一批草根组织。接下来的几年，这项试验在成都、北京、广东等地复制。
　　
　　“孵化”的概念，是让大量的草根组织通过孵化器获得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也利用对社会组织的孵化，降低其大量培育社会组织过程中的风险。
　　
　　孵化基地在为社会组织提供完整的支持性体系，其中重要一项，便是为成长中的草根组织提供办公场所，保证其能从容面对城市更新换代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在深圳，一家名为“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公益机构，便是最早一批从公益孵化基地培育出来的机构之一。最初，信实公益从孵化基地获得4张办公桌、小额补贴以及组织建设、协助注册等帮助，这些恰好满足了一个刚刚创立的草根组织的基本需求。直至该组织顺利注册，稳妥地走出孵化基地。
　　
　　在广东，社会公益组织孵化概念被各大城市广泛接纳，在多数地方，政府资源直接投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拿出数千平方米的办公用地，以方便接受“孵化”的草根组织办公。
　　
　　以上试验虽在各地已开展已久，但云南作为国内NGO发展较多的地区，仍然没有开始尝试。
　　
　　在云南省妇联主席和红梅的建议中，提到“应依据社区流动人口的数量及规模，由政府提供场地、资金及其他相关政策支持”，同时建议“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社区建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配备一定的社会工作者及社区服务人员，通过‘社工+义工’的模式开展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和红梅在提案中同时建议，逐步取消主管和挂靠制度，并给予公益型社会组织和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免税及审计优惠等待遇。
　　
　　在广东，政府采购及外包方式向社会组织或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政策已经实行，同时放开了“挂靠主管单位方可登记注册”的规定。这促使近年来广东民间公益组织遍地开花。
　　
　　但是，在云南，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呼声仍在持续。

　　向城市寻求公益空间
　　
　　城市社区需要公益机构，而公益机构需要做公益活动的空间。
　　
　　“我们考虑过搬离城市，但最终还是谨慎地选择放弃。”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执行主任李孝峰说，“这样一个机构，不能搬迁到离城市太远、太偏的地方。自闭的孩子，本身是人际沟通障碍的孩子。如果为他们找一个很偏的地方，就更难帮助他们做到社会融合。”
　　
　　李孝峰只能看着“蒙多贝”的面积越来越小，“每搬一次，家长抱怨都比较多，因为孩子能活动的空间缩小了。”
　　
　　办公区域位置对做城市流浪儿童救助服务的“家馨”来说，同样很重要。它必须将办公地点设置在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地方，好离那些追求“自由”、喜欢聚集在市中心的流浪儿童们近一点。
　　
　　“孩子在哪，‘家馨’便在哪。曾经的顺城办公点，对‘家馨’这样的机构来说，是开展工作的理想场所。那里靠近步行街，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流浪孩子在步行街聚集，坐在大屏幕前看电视。”他们可以方便地请孩子们到办公点玩耍，建立互信关系。
　　
　　搬迁对机构工作的持续性产生很大影响，这样的NGO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对流浪的孩子形成吸引力。但是接连搬迁，则会干扰服务质量。
　　
　　回忆起来，“在赵家堆的4年，是机构发展最稳定的一段时期。空间足够，租金不贵，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夜间住宿。与孩子长期稳定的接触，对孩子的帮助更大。”陆超群说，但这样的空间难再寻。
　　
　　很多时候，城市公益空间的存在都有必要性。城市社区对一些公益机构的需求，决定了部分公益机构必须在城市中觅得一块生存空间。
　　
　　下午4点多，“连心”的志愿者们已经在院子里准备，不多久，将有成群的孩子们来到这里做家庭作业。来自大学里的志愿者们免费为孩子们承担起辅导工作。对这些孩子来说，放学后去“连心”已经成为习惯。在有些孩子的家里，昏暗的出租屋里甚至难觅一张书桌。
　　
　　为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提供社区公共空间，是“连心”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普吉的工作点，租来的一栋民房里，一楼的空间基本为孩子们设置，除了写家庭作业的庭院，还有为孩子们设置的小型图书室和放映室。二楼专门开辟为流动妇女就业创业扶持空间。“连心”还建立了昆明市第一家农民工维权点。
　　
　　城市更新改造，旧的社区消失，新的社区建立，“连心”意识到，为人们预留的公共空间必不可少。而这样的公共空间，不能只存在于城市的边缘地带。流动人口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市中心一些大的流动人口聚集区，“连心”一直试图拓展自己的服务空间。他们向政府倡导“一社区一中心”，“每2万人的社区，大概需要一个200-300平方米的社区公共场所（服务场地），叫社区活动中心。”李俊说，但这需要场地和资金的支持。
　　
　　今年的“两会”期间，云南省妇联主席和红梅领衔，提出了《关于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推动“一社区一社工服务中心”的建设。

　　额外工作：找房子
　　
　　城市更新的速度远远超出人的想象。拆迁之后频繁地找房子，成了工作人员的额外工作。
　　
　　在伍家堆的几年，李俊一次次看到自己曾经办公的地方被推倒。来自云南大学的志愿者站在被推倒的房子前，哭了起来。挖土机下的墙壁上，是他们一笔笔精心画上去的图画。
　　
　　城市更新的速度远远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想象。为了以防万一，“家馨”在搬进赵家堆前，特意核实“这个地方是否会被拆迁”，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家馨”才安心搬进去。仅仅2年后，赵家堆进入城中村改造系统。
　　
　　频繁地找房子，成了这些机构的额外工作，现下的房价和找房的困难让它们一次次惊讶。“全机构的所有人员都兼职找房，连义工都成了临时找房人。”陆超群说。
　　
　　赵家堆彻底拆完后，“连心”的整个团队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开车、骑车跑遍昆明所有城中村，拉网式地搜索，追逐流动人口搬迁路径，寻找机构的下一个搬迁地点。而每次搬完，都意味着需要融入新的社区。花很多时间去与新的环境磨合，处理邻里关系。
　　
　　“家馨”搬进巫家坝附近时，小区的住户多为老人家，许多人对流浪儿童心存疑虑，“他们会不会手脚不干
　　
　　净？会不会很吵闹？”居委会一开始就不同意“家馨”在里面办公。即使后来搬进去，仍然盼着机构早点搬迁。
　　
　　为缓和邻里关系，家馨煞费苦心。他们组织孩子去服务社区，擦皮鞋、打扫卫生，让孩子们挨家挨户介绍他们的服务，与社区人员接触，让社区了解孩子。“刚开始没什么人愿意参与。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孩子们的服务，有人把家里所有的鞋都搬出来了。”
　　
　　此外，机构还敞开大门，让居民进来参观机构开展的项目。这种关系的磨合从搬进去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搬离。
　　
　　“百度地图更新跟不上搬迁的脚步，常有家长通过电子地图找到以前的地址。”“蒙多贝”是云南省首家专门为自闭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特殊教育训练的机构，更像一个特殊学校。过去6年多来，“蒙多贝”搬了4次，最近一次是半年多前，因为拆迁而搬离。
　　
　　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所有机构每年都需要年检一次，机构地址变更频繁，则意味着几乎每年都要走一套复杂的行政程序，以更改执照上的地址。“这又是一种大的行政负担。”
　　
　　“连心”在2009年得到另一家公益机构的支助。它以每年1元的租金，将一处居所租给“连心”。这样，“连心”的照牌上终于有了一个恒久的地址，终于不用再担心这样的“折腾”了。
　　
　　但是，更多的机构仍在面临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