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沣：昆明人叫板清朝第一巨贪
钱沣：昆明人叫板清朝第一巨贪“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无疑是近来最热的词汇之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清乾隆时期，曾有一位清廉、敢言的昆明籍官员行走京畿，毕生致力于“打老虎”。他就是有着“滇中第一完人”之誉的钱沣。反腐，一直是中国官场避不开的问题之一。但与200多年前那场自上而下、清官自清的反腐风潮相比，当今的反腐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备受瞩目。
钱沣：昆明人叫板清朝第一巨贪
连打两只大老虎
身为江南道御史，钱沣连劾陕甘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一时轰动朝廷。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56岁的钱沣随乾隆从承德返京。一回到云南会馆的居所，就悄悄地紧闭门窗。他决定写下和珅腐败的二十余条罪状，上疏举劾这个“大老虎”。
二十多年来，先后弹劾陕西巡抚毕沅和山东巡抚国泰，钱沣已是满朝文武无不严惮的监察官。除此而外，他身无余财，蔬食大布，在京城四处寄居。
钱沣试图揭发的和珅，是乾隆的宠臣。和珅那时的官阶若与现今粗略比较，是要高于任何一名省部级“大老虎”的。这时，他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等多个国家机关，还身兼领侍卫内大臣（皇帝贴身警卫的调度头领），能够安排太监、宫女或亲信，监视和“窃听”垂暮老年的乾隆、甚至即将于3个月后登基的颙琰——后来的嘉庆帝。
钱沣所掌握的资料表明，和珅是一只“大老虎”。他受贿卖官、将出宫女子纳为小妾，对盐政、河工（河道及相关工程）等利益聚集的行业贪得无厌。此人虽位高权重，但并未吓倒钱沣。
钱沣于174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银匠之家，家在盘龙江畔。自他8岁起，连月大雨之后，漫涨的洪水曾三次冲毁过他的家，幼小的钱沣通过到寺庵中捡炉子中烧剩下的残纸来识字、学习。钱沣从小志向远大，十七八岁的时候，云南巡抚、总督刘藻夸他：“此生独来独往，必为日后大开风气。”
大开风气，已到了钱沣四十一岁（1781年）那年。这一年，甘肃查获一起地方官员伪造灾情，贪污赈济财物的大案，史称“甘肃米案”。此案的性质就是伪造材料骗取国家补助。（这与2013年的“刘铁男案”性质相似，刘曾试图用虚假材料骗取10多亿元国家贷款）。在“甘肃米案”中，钱沣上疏举劾曾两任陕甘总督的毕沅，毕沅因此受到降三级的处分。此时，钱沣任江南道御史（从五品）。因弹劾从二品大员，一时有“鸣凤朝阳”之誉。
次年春天，钱沣又上疏“打老虎”。这次他举劾的是山东巡抚国泰。国泰是乾隆时期大名鼎鼎的八旗子弟，其父在四川等地做到总督。仗着出身好，国泰从小脾气骄暴，动辄摔杯子、呵斥同僚，甚至扇耳光。他的“左右手”——山东布政使（从二品）于易简，得跪着跟他说事。
钱沣弹劾国泰“贪纵营私，致州县财政亏空甚巨”。于是，乾隆决定查办这个清朝宗室，于是派和珅、刘墉、钱沣等人去调查。途中，袒护国泰的和珅威胁钱沣，钱沣毫不屈服，最终查出国泰向下属官员索贿，数达千万之多。国泰因此被下狱赐死，于易简也被处决。此案一时轰动天下。
国泰案后，满朝文武都畏惧钱沣，并伺机排挤他。于是，精明的乾隆将他安排到了湖南做学政（管教育）。在湖南任上，钱沣有“钱来不要钱”的名声。他不收任何礼物，对贪玩的士子以鞭子相待，亲自为粗心的士子改错别字，甚至亲自为寒士背米、送粮。
到湖南上任两年后，乾隆五十年（1785年）八月，湖南遭遇大旱，新巡抚浦霖一上任就欲大办寿宴借机敛财，然而他提前收到了钱沣的礼物——一对红彤彤的蜡烛，以蜡烛之“直”做规劝。最后，这场宴席被取消。
反腐诚意
“康乾盛世”营造出富庶而糜烂的风气，官员贪腐成风。然而，君主制下的反腐注定难以彻底。
钱沣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被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称为“弘历（乾隆）治下的镀金时代”。此时工业革命在西方尚在起步，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
所谓“康乾盛世”，中国当时的经济成就是以国内和平为基础的。由美洲引进的各种新物种，如玉米、马铃薯和花生等适宜高地生长的作物，被大面积推广到那些难以浇灌的山地上，全国人口激增的环境形成。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促成一些地方高度商业化；而丝绸、茶叶等货物大量出口换来的白银，又增加了全国的货币供应。这使得中国人口虽然众多，却能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并且缓和物价上涨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这时，江南地区发达程度是世界领
先的。在比钱沣稍小的李斗笔下，他的《扬州画舫录》中，列举了商人们奢靡腐化的生活。有喜欢马的，就养上百匹，每马“日费数十金”，早上骑着出城，傍晚又带着回来；有用木头制作裸体美女，可以开动机关公开宣淫的；还有让仆人用黄金造金箔，用船载到金山塔下，散于大江的；更有喜欢大事物，用铜打造五六尺（2米左右）的夜壶，夜间爬高撒尿的。
富庶而糜烂的风气影响着乾隆的官员，官场贪腐风气严重。让乾隆担忧的，还包括八旗子弟也加入了腐化大军。他对旗人卖官鬻爵、浮糜嚣薄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试图让他们继承先辈勇气、俭朴和坚毅的品格。然而，这又遇到了官僚君主制的瓶颈。
腐败的根源在制度。纵观中外，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即使是告别帝制已经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仍是困扰执政者的大患。幸运的是，共识已经形成——解决腐败问题不能仰仗“御史”和“明君”，只能靠改革，靠制度的完善。
一系列制度建设已经开始。比如，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制度化的中央巡视，渐成常态。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1月底，已有6000多名党员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分。
对省部级“大官”的监督明显增强了。3月9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媒体统计，沈培平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22位省部级官员。人们还注意到，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很多来自要害部门，并且是正职。比如，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和南京原市长季建业。
日益累加的反腐名单，让民众越来越感受到中央的反腐决心和诚意。事实显示，这并不是一场“头痛医头”的反腐运动，而是已渐成对官员的一套严管制度。
制度的逐渐完善之下，公务员已不再是一个“安逸”的工作。逢年过节，他们不可以收红包、摆筵席，一旦被曝光，他们将很难收场。禁令让公务员不再疲于应酬，他们有更多精力投入工作中。中央正在用反腐和整顿风气，为正在进行的改革凝聚民心，排除障碍。
“监察御史”与“中央巡视组”
靠“清官”进行反腐，实质性的作用不大。今天，与监察御史类似的“中央巡视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在写弹劾和珅的材料前两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成为湖北道监察御史。这个职务有点类似于“中央巡视组”，但又有天壤之别。
“省御史”是清代监察机制的一部分，在清代负责监视各省的行政活动，但这些人实际上驻在北京。在孔飞力看来，这些所谓皇帝的“耳目”在京城既聋又瞎。其实，整个大清的监察运行机制是有缺陷的，因为京城和各省的监察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各自的官僚做，行政和监察机制几乎融合到了一起——一省的巡抚（行政首长）同时还是监察机构御史台副贰（辅佐）。于是，“整个大清政府的官僚机器，是自己在监视自己”。
“御史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关键要看君王是否贤明。因为在封建王朝，整个社会监督以及权力牵制都是在皇权制度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即君权至上，皇帝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金子强指出。
有学者统计，在乾隆朝，“查处的五千一百五十一件弹劾案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是由监察机构提出的”，显然。像钱沣这样为数不多、恪尽职守的零星个体，并没有为整个庞大的帝国带来实质性的效率和良性保障。
靠简单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清官进行反腐，实质性的作用不大。在金子强看来，“今天的反腐，应找准契机，推动制度的建设和规章的落实，做到无论什么人无论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同时还需引导和加强社会参与监督”。他认为，规章缺少落实，监督得不够，权力就没有被彻底关在笼子中的可能。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官员就要忽视内在的品格修养，也应该一如既往地重视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清官们的时代局限可以指摘，但他们的人格榜样永远都不过时。在不敢贪、不能贪的同时，也
要让现今的官员不愿贪”。
今天，与监察御史类似的“中央巡视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2013年6月首轮巡视至今，中纪委通报显示，“根据中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对厅局级干部立案检查2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人，组织处理38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0人；对县处级干部立案检查26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人，组织处理16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巡视是党章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这有别于古代的监察御史。目前，中央巡视制度已形成发现问题线索、交办、督促整改的“链条”。
与之相比，御史的巡视常有未尽的遗憾。举报和珅的材料初稿完成几天后，也就是从承德回到帝都的第十八天，劳累一生的钱沣在云南会馆去世（《清史稿》称是和珅下毒所致），而那份“打老虎”材料尚未送到乾隆手里。直到钱沣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被发现。
清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皇帝甫登大位，和珅旋即被查。乾隆死后第十五天，和珅被赐三尺白绫，在狱中自尽。
意味深长的“雅贿”
“雅贿”——通过赠送名人的字画巴结、讨好官员，换取不容易进行法律性质界定的财富。
钱沣不仅是正直的监察御史，也是乾隆朝有名的书画家。如今，各种拍卖图录上经常出现他的作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滋养着钱沣的书画。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钱沣书画，市场价也一路攀高。
来自雅昌艺术网的数据记录，在1997年前后，普通尺寸和题材的钱沣书画，拍卖价在3万元-6万元左右；而近两年，钱沣书画的价格已达到48万元-68万元之间。相较于书法，钱沣的马图因存世稀少，价格最高。
雅昌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来，在市场上，合计流拍以及成交的钱沣拍卖标的共520件，而其中的画作仅77件，其中有71件作品的主题就是“马”。
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多年过去，作为反腐名臣的钱沣，其价值不菲的书画除了带来伪作横行外，还酝酿了“雅贿”滋生的土壤——不管字画是真是假，通过赠送名人的字画巴结、讨好官员，换取不容易进行法律性质界定的财富。使用这种手法的官员一再出现，从原北京西城法院院长郭生贵，到重庆的文强。
2013年，中央提出“苍蝇和老虎一起打”。那段时间，也是钱沣作品在市场上多个指标破纪录的黄金时期。
来自雅昌艺术网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十年前，钱沣字画上拍次数为18次；而在2013年，全年上拍次数达到75次，创历年新高。同时争抢程度尤为激烈，去年，钱沣的一幅行书横幅起拍价为2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57.75万元成交；还有一幅起拍2万港币的中堂，最终成交价也高达22.5万港币，溢价水平超过10倍。
2013年年底，一位仰慕钱沣的人士慕名找到云南收藏家朱仲元，愿以100万人民币的价格求购一幅钱沣的骏马图。这个估价开创钱沣画作价格历史最高。然而，纪录在今年1月24日再次被打破。北京保利拍卖会上，钱沣的一幅马图估价高达180万元-250万元。
在同样或相似的场合，古人与今人、生者与逝者，常能构建出一幅又一幅意味深长的场景。
据传，乾隆六十年九月，钱沣的灵柩出京返回云南的时候，那个昔日曾被钱沣赠与蜡烛的浦霖，因在福建巡抚任上腐败事发，被押往北京受审。浦霖的囚车行至北京良乡，途中，浦霖在囚笼里向外张望——这时，他的囚车与钱沣的灵车相遇，擦肩而过。
这幅画面被记载于书，留予后人无尽的回味。
有学者统计，在乾隆朝，“查处的五千一百五十一件弹劾案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是由监察机构提出的”，显然。像钱沣这样为数不多、恪尽职守的零星个体，并没有为整个庞大的帝国带来实质性的效率和良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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