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昆明论坛小编导读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性服务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
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针对“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网友热议声音：
洞庭野鹤：#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毛泽东啊，你睁开眼看看这些姐妹的辛酸吧，你看看今天的中国吧。刘志丹，左权，段德昌你们就希望你们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就这样？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们，你们怎么就这样傻呀？老天呀，你为什么不显灵用雷劈死那些官僚者和贪官污吏呀?
曲线有毒：#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而对于这些没有文化、家庭条件又很差的弱势群体来说更是一种灾难，但为了孩子他们做什么都愿意（做了父母后你就会理解这种心情），我们没有能力拯救她们，也不应该鄙视她们，她们没偷、没抢，出卖的仅仅是自己的身体和尊严。
Ken：#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新中国成立之初，不是大批量改造了性工作者吗；现在的和谐社会，也应该已改造为主，给人一条生路，而不是简单的罚款了事。
2、当今社会很多违法犯法行为的产生，都有个共同点：原本老实的善良人成了违法犯法的人。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们法盲的缘故，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本身的弊病造就了这种情况，对此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3、红十字会的善款呢，就应该捐给这些人，给人一条谋身之路。
净坛使者：#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茅台呀茅台,那些王8,脖子一抬,就是你们2个月的收入。就找年轻时候的你们
晓风残月：#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不要用卑贱的词去形容她们，她们是真正的社会牺牲品。想想穷奢极欲的贪官们，和那些一掷千金的富二代。那才叫悲惨世界
伊心一奕：#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虽然他们挺可怜的，我还是不同情她们，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看文中所写的，她们一个月除了吃穿住，也剩不了多少钱，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搛的钱还可能更多，不要告诉我，你们找不到工作，这年头，招普工、杂工、清洁工这类不需要技术的活可多了，我看做这行的人就是懒人。
月光圆舞曲：#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这是国家的悲哀，毛泽东时代造就取缔的妓女，现在是遍地游走，人们也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国人的麻木是悲哀，贫困和富裕的差距造成了这种现象的产生，我仿佛看见了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了
韵偕雪竹：#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又被蒙蔽了。你们到农村去看看，现在的政策比对城市没职业的人好百倍，生孩子，九年义务教育，医疗都是免费。养猪，种地国家都给补贴，我们不能睁眼说瞎话。图上这个女人“流氓燕”是个网络红人，是炒作。出来做这个的，真正是好吃懒做的人渣，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城市放牛者：#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我们没有能力拯救她们，也不应该鄙视她们，她们没偷、没抢，出卖的仅仅是自己的身体和尊严。
阴影下的隐秘阶层(上)内地首部《地下性工作者调查》面世
030917
香港商报
性工作者由於不被法律和道德所接纳，一直隐匿在水下，而她们又是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社会存在。对性交易的爆料窥秘与哗众取宠，或是疑虑不安与谴责压制都不能帮助搞清楚这件事。性交易活动的主体不说话，就得不到任何机会贴近现实。近日，中国第一份民间组织的社情调查———《走进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出版，揭露了一个阶层的真实生活状况。
首次独立大规模性工作者调查
零点调查公司与欧洲前景集团从2001年7月起在中国两个省针对性从业者进行了调查。调查者在这两个省的12个地区针对800多名在性服务场所接触到的性工作者和800多名25岁到45岁间处在性活跃期的男性进行了实地访问。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独立的大规模性工作者调查。
性产业链包括七种人群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性工作者的从业原因、文化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情感生活，以及她们是如何面对不同的性需求同时保护自己的健康……以性工作者为核心，七种人群构成了性产业整个链条。其中包括：性工作者群体、边缘性服务群体（通常是坐台小姐群体）、妈咪群体、堂子老板群体、保护者、提供庇护的官方机构和人物、出租司机群体。
调查表明，性工作者存在很多普遍的认识误区，促使了爱滋病的传播。每次进行性交易都使用安全套的性工作者大约只有60％。她们在选人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如果这个人看起来长得比较好看，而且比较乾净的话，她是可以考虑不用的。假如这个人看起来髒髒的，还有味，那她一定要用。零点调查就告诉这个性工作者：每个女孩子都这么想，因为他长得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所以这个人最危险，因为他处於无保护情况下，是交叉感染概率最高的。而那个长得难看的人每个人都用，所以他是最安全的。
顾客集中於四类人
在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她们的顾客不喜欢使用。性顾客群体相对集中於销售人员、车辆驾驶人员、蓝领工人和部分公务员，并且与经常出外过夜经历有密切关系。在表示有过性交易的男性中，31％愿意为不使用安全套多支付费用，而不使用安全套时所能支付的平均费用几乎两倍於使用安全套时的费用。
SW多忽视性安全
爱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血液、吸毒和性。虽然目前吸毒传播占总传播的80％，性传播仅占不到一成。但是，一旦**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那将意味着爱滋病最难控制的日子降临了。这也就是医务工作者及社会工作者能暂且置主流社会的道德评价於一边，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的原因。
从2001年10月27日到11月24日，零点的调查队员共接触性工作者1252人，实际采访样本852人。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SW尽管在性服务中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较高，但从根本上讲，不完全是为了预防爱滋病。
数据显示，仅5.5％的SW认为自己得爱滋病可能性是高的。其中，B省SW认为自己得爱滋病可能性高的略多於A省。而通过两省对比发现，B省SW对爱滋病的宣传和防护措施多於A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爱滋病知识的缺乏才是导致A省“自视偏高”的原因。
最不可思议的是，工作组曾在访问中听到的某美女发表的高论。她自称曾经在广州、北京高档娱乐场所做过，认为北京、广州的客人对个人卫生最为看重，特别注意在行事中保护自己。但她现在所在市的男人往往很粗鲁，时常有客人提出不戴安全套。她对访问人员说：“很希望政府的医疗卫生部门和媒体甚至安全套生产厂家，加强防范爱滋病的宣传和教育，让我们有一个乾净的‘从业环境’。”
在SW项目开展过程中，项目组与当地的卫生系统也进行了相关交流，组员称：“他们的工作深入的程度，也完全在我们的预计之外。”一个原因是，政府的爱滋病防治机构从去年开始全面启动，中国由中央到地方的卫生防疫部门都单独成立了相关部门，进行爱滋病高危场所的监控，目前可监控到镇一级。这些卫生工作人员同样会下到最底层接触SW。
日前，零点SW项目组已将该调研结果结集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和开展爱滋病防治的有关机构制定相关策略时参考，接触SW的工作记录将为官方医务系统提供借鉴。
千名**从业者”调查纪实，西南部分省市地下**产业”全接触
调查报告节选
（性工作者：调查者们称之为“SW”———sexworker，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小姐”、“暗娼”，在本文中我们将她们一律以“SW”指代。）
2001年10月底，SW项目正式启动。SW项目组清一色的男士们从各地赶到A省C市会师，聚於队长Victor麾下。队长Victor是零点集团北京总部资深研究员。
由於问卷涉及SW们的性意识、性习惯、性服务业务的开展模式以及她们和顾客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以何种身份跟他们接触会比较容易取信於她们以免影响对问题的过敏反应？这个问题最终由实践给出答案：以安全套厂商的市场调查人员的身份出现，效果最好。
大规模的正式访问就此全面铺开。
一个月接触逾千名“小姐”
Jason在调研报告中记录下自己的第一次“出道”：
M市的站前广场上，游荡的拉客女穿戴十分破旧。我们故作漫步状朝她们走去。她们早已注意我们了。一个身着浅黄色外套的拉客女始终离我们很近，突然一个螺丝状的东西从她身上落下，掉在了Victor脚边。拉客女就此与我们攀谈了起来。不一会儿，拉客女就带着我们匆忙地离开了广场。
经过一条阴森的地下通道，她连拉带搡地将我们带到了NY新村。这里除了一些密密麻麻杂乱分布着的小旅馆外，只有那条通向地下涵洞的又窄又髒的小巷道。
拉客女带着我们一头钻进了一个小旅馆，旅馆名叫“光明”……
后来Jason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小姐”。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首先去接触SW或SW的可能人群，让SW误认为自己是“客人”，在完全确定对方是性从业者后，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为安全套厂商做市场调查。如果同意访问，他们会付费。
几乎所有队员在第一次接触SW时发现，真正的SW跟自己原来的预想不太一样。
Steven最意外的一次“艳遇”是在B省的一个著名旅游胜地，他访问了一个白天的职业是中学老师晚上出来做“小姐”的SW。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一种“惊艳”。
“这个人如果走到大街上，会让人觉得是个大家闺秀，有一种从内到外的气质美。没人会想到白天当老师的她晚上竟从事着这样的职业。可她并不认为这个职业值得大惊小怪，她就要这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
在两个月里跟上千个形形色色的SW近距离接触后，这个特殊的社会人群在队员们眼里已不再是最初的惟一印象：“髒”。对於那些出於家庭或个人困难做这项工作的人（她们大约占整个SW的一半），他们真心同情。
“曾有一个SW，跟我妹妹一样大。我妹妹在上大学，而这个SW的妈妈跟人跑了，爸爸出门打工再没回来，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出来做这个，供弟弟上学，让妹妹在家照顾弟弟。”那个SW倒说自己没觉得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她做饭店服务员一个月才400块钱，现在的工作挣得多又没那么累。
也有只因为喜欢花钱而不想吃苦出来做的SW，有队员惋惜，“社会上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只是她们迈出了最实质性的一步。看她们那么年轻，还漂亮，真的替她们不值———当然，你知道漂亮的人比较容易获得人们的好感”。
相比较而言，SW是最好打交道的。由於组员们把她们视为调研项目最关键的合作者给予充分尊重，通常还会带上安全套这样最实用的小礼品，同时为她们介绍性知识甚至解答她们的个人问题，SW一般也对组员抱有好感。在短短一个月内，访问小组成功接触上千名SW，这其中也离不开她们的帮助。 开始注重卫生安全的妈咪
以SW为核心，性服务人群的相关环节还有妈咪、堂子（方言中对SW活动场所的称呼）老板、当地黑社会甚至出租车司机等。这些都是此次调查项目关注的对象。如何通过他们接触到最底层的SW，是此次调查最重要的目标。
跟妈咪打交道是SW调查最关键的环节，通常项目自此开始往两个极端发展：如果她们支持，访问将进展得非常顺利；如果她们说“不”，百分百没可能继续进行。
妈咪明里是娱乐场所或客店的老板，在真正的“生意”中扮演盘剥并庇护手下“小姐”的双重角色。在发廊、歌厅等低端市场（一般一次性费用为150元左右），SW的收入妈咪要抽走三分之一；在高档一些的场所，这一比例会有所下降，但绝对数额会大得多。
同样，不是所有的妈咪都如大家想像中的“鸡头”那样。在某省，他们见到一个妈咪，以前是东北某地的街道办主任，现在在南方开茶室（各地SW的“生态环境”是不同的，有的地方以美容美发厅为主要场所，有的是卡拉OK厅、KTV包房，D市主要以茶室为主）。她自称现在非常矛盾，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生意违法”，一方面也因为良心上过不去。她甚至劝过手下的一个同乡“小姐”回去再找个正当工作，结果没多久那个“小姐”又跑回来了，原因是“北方太冷了，卖菜时手冻得受不了”。
最普遍的变化可能是妈咪们的卫生安全意识有所提高，当然主要是出於利益的考虑。在访问的所有老板中，A省的一个老板最严格，要求SW在“上岗”前一律体检，并要求所有客人每次必须用套，“如果客人染了病，会影响生意”。但多数老板并不会这样严格，大多是在发现小姐有病后把她们清退。
利益还不止於此，许多地方的妈咪或堂子老板强令SW必须在自己手上买安全套。B省一个宾馆里的SW就被这样规定，这里的SW一天的安全套消费量最多能达到100多个，一个月下来，妈咪仅此一项就收入不菲。
出租车司机＋保安队
SW们看来分散，可是互通信息的速度惊人。Steven对一次经历记忆犹新：“有一次，我们到B市访问，那里的SW们消息无比灵通。我们做访问的第二天，全市的小姐都知道有一群人专门拿着钱找小姐聊天。我们跟她们砍价时她们说休想，并说出昨天还是什么价。甚至有小姐能找到我们住的地方。当地人都知道我们这些人带着钱而且对钱不怎么在乎似的，这是个危险信号。可我们还得硬着头皮待上三天完成访问才走。”
不但在内部，这个群体在妈咪和堂子老板的关照下跟黑白两道都有莫大的联系。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SW项目进行得很不是时候，当时正值中国公安部、监察部、文化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文《整顿和规范歌舞娱乐服务场所秩序专项行动方案》，从2001年9月17日起至2001年年底，在全国展开针对歌舞娱乐服务场所的严整行动。
在正式访问中，试访问阶段“踩点”发现的丰富“资源”大多销声匿迹了。但另一方面，正是难度的增加使访问积累的经验更有价值，因为找到的资源都真正在“地下”。后来发现，这些“地下”的存在往往靠的正是“地上”的关系，而并不是原来以为的黑社会。
如何由“地上”钻入“地下”呢？借助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找SW被证明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屡试不爽。因为性消费者常常指点司机们去自己要去的场所，时间长了，他们自然对全城娱乐场所的布局、层次和某时段的经营状况非常了解；其次，他们本身就是个不小的消费群体。
在A省C市作调查时，发现此地因为风声紧很难找到SW了，於是Jason和其他人转赴市郊的Z镇。在内行司机的带领下，他们找到了“××度假中心”。在风声鹤唳的该地区，队员们在这里竟然只扫一眼就看到了一二十个SW。中心的门口立着大牌子：“××县保安队第××执勤大队”。更让人吃惊的是立着这个牌子的还不止一家，只是那一家“××休闲中心”更偏僻些。就在这么个偏僻的所在，一个SW普通一个月能挣8000到10000元，“生意”好时最高月入16000元。
在另一些地方，相似的情形也在上演。B镇是调查组的重点目标，因为城里的出租车司机极力推荐：“城里的婆娘又老又难看，价格又高，B镇的又嫩又靓。”过去以后我们发现那里SW的活动场所看来也被“荡平”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对Jason打包票：“我那个兄弟以前在市××局干过，他搞这一行有好几年了，他那里从来没出过事，你们就放心吧。”事实证明，他果然没说错。
至於黑社会对这一市场的介入，并不像组员们最初预想的那样强。他们通常不出面，只在SW们被客人欺负（比如不给钱）或有人闹场时出现，有时他们也参与对SW的盘剥甚至强抢钱财。 摔跤队的退役人员
树林茶餐厅，一个名字和环境都相当优雅的聊天场所。
小W收到以前同事的线报，当天下午将有大批SW在树林茶厅出现，由老板亲自带队。
JinTan一行5人按预定时间（下午4点）抵达树林茶餐厅。像电影里一样，老板被前呼后拥着出现了，笔挺的西装，铮亮的皮鞋，一边听着手提电话，一边走进茶餐厅。跟老板一样，四个“保镖”清一色的寸头，圆领T恤外罩黑色西装，身材魁梧，肌肉结实，西装给撑得鼓鼓的，走路的姿势很横，连脸上的肉也是横着长的。
老板坐下后，小W把此行目的向他作了解释，然后谨慎地询问SW什么时候能到。老板说马上就到。
当茶已经喝到第三壶时，SW像风一样进来了。
访问是分不同位置在几个桌子进行的，相互间听不到大家都在说什么。老板和保镖在一旁笑着，露出不屑的表情。
小J最先问完。当JinTan问“你是多大年纪开始第一次向客人提供性服务赚钱的”，受访对象一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次访问是先跟老板讲明了“非SW不访问”的，JinTan开始觉得意外。以后的问题更难以进行，SW一个劲装傻或矢口否认。
结束后，JinTan悄声对小J说，自己这份问卷的访问质量太低了，水分太多。小J苦笑：“我们也是。她们根本不承认自己干的是这一行的。”JinTan这才知道被骗了，原来他们都串通好了来敷衍的。
本该货不对办，概不付账，但是老板带的四个彪形大汉着实吓到了队员们。访问SW的费用最后还是交给老板了。后来小W跟JinTan说，这个老板及“保镖”都是以前的B省摔跤队队员，没获过什么奖，退役后专门给人看场子，一直做到当老板。
虽然这次感觉相当挫败，却从反面给了组员们提示。回到M市之后，小W又通过他所熟悉的体委摔跤队的退役人员联系到了几个宾馆和夜总会。在这层关系下，JinTan一组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其他访问。
他们也遇到过非常愿意合作的老板，一个老板对做安全套厂商的地区首席代理商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即可悲，又可怜 社会的可悲，人的可怜！ :Q⊙﹏⊙b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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